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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作者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甚至还表现出极端甚至残忍的情结。如杨雄大闹翠屏山那一节，就有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第四十五回）这种血淋淋的描写是残酷甚至是变态的，用毁坏来表达绿林好汉的对女性的憎恨，似乎能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
其实这种以同性化为基础的男性结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翻版和通俗化。绿林豪侠精神的内动力不是男女情欲的生命活力，而是生命中强悍精神的张扬。所以他们的抱打不平的仗义疏财多属泛性化的“兼爱”，它的目的或功利所在不外是“出气”和“扫尽不平”，是好汉精神的实现，而不像同时期的西方绿林文学《罗宾汉歌谣》中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侠胆柔情，更不同于骑士文学那样是以取悦于女人为主要的手段。这也反应中西方绿林文化的不同。如同封建社会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一样，绿林武侠小说缺少男女爱情故事的遗憾，在体现儒家礼教精神的“才子佳子”小说那里得到了极度的补偿。所以有人把言情小说视为儒家模式，把神魔小说视为佛道模式，把英雄豪侠小说视为墨家模式。
在以上几个方面中，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豪爽的阳刚之气以及排斥女性的色彩的是好汉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系统。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我们习惯上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称为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古代文学中称得上“名著”的有不少，小说中《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等也都是名著。为什么这四部名著要加一个“大”字？“四‘大’名著”？这个大既不是强大、高大、重大、宏大，也不是巨大，而是伟大。因为这四部古代小说不是一般的名著，而是文学经典，在思想艺术上具有很高的典范性。
现在通常认为四大名著中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地位最高的是《红楼梦》，但是20世纪50年代地位最高的却是《水浒传》，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杰作”（李希凡《略谈“水浒”评价问题》，文史哲1954年第4 期）。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出版了《水浒传》，当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短评，指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的事情”。梁山头领的行为被认为是“农民革命”，《水浒传》是“英雄的史诗”（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从那时以来一直将李逵推崇为农民革命英雄的“杰出代表”，“旧时代劳动人民中具有坚定革命性和强烈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使他坚决反对招安。”“李逵有简单鲁莽、不懂策略等弱点，但是比起它崇高的革命品质来，这些毕竟是次要的。”（《中国小说史稿》，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151—152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2 版）。《水浒传》被称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地位在其他三部名著之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红楼梦》的地位渐渐超过《水浒传》。但直到80、90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对《水浒传》思想内容方面的严重缺点加以揭示，不过多数文学史和研究论著对《水浒传》思想性的评价还是过高，而对它的一些严重的落后意识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批评。
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制约着人们的文化行为。而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积淀与传递方式就是通过文化典籍潜移默化。我们要建设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育健康的进步的民族文化心理，就不能不深入研究文化典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典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内容和观念方面《水浒传》在四大名著中是毛病最突出的一部。从人格塑造的角度来看，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而《水浒传》文字浅显，比《三国演义》好读，比《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曲折紧张，因此中国孩子大体上在小学五六年级顶多初中一二年级也就是12—15岁刚刚进入青春期时就读。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审美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所以《水浒传》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早接触影响最大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一，对中国人人格塑造的影响只有《三国演义》可比，而对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来说，《水浒传》的影响更大一些。民族文化心理正是通过家庭、社会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逐步形成与传递的。某些带有严重缺陷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不加分析，甚至以错误为正确，就好比基因排序出了混乱，染色体缺损，免疫系统就会被破坏，人就会得病，而且往往都是重症。因此简单地说，《水浒传》既有许多不朽之处，又有一些腐朽之点。我们对那些有害因素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以错为对，将封建落后的“腐朽”成分当做进步的“不朽”因素而误读、误导。今天我着重讲讲《水浒传》中的几个重要观念。
一、“劫富济贫”
“劫富济贫”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说：“农民起义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壮大是由于他们符合并代表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在经济上则号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陈白尘：《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日2日）还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我们从‘水浒’中可以看出：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正是当时人民（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成书于元末明初，约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末这段时间。那么在当时在古代，富了是否就应该被劫呢？谁有权去劫富呢？劫富所得之财究竟归谁了，是否真的济贫了？“济贫”是否一定要“劫富”？“打劫过路客商”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山前和上山后的主要生财之道，这样做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好处？在当时是否进步行为？作为现代人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虽然不能苛求前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看待某些历史现象，那么历史就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某种类似形式重演，这种新形式也许是以犯罪的方式再现，但也可能是以革命的名义出现！
作者： 响·良牙 2004…12…13 15：42 回复此发言2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对智取生辰纲的生动故事都难以忘怀，它确实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50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花石纲生辰纲的“纲”，都是指一大批东西。生辰纲价值十万贯。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把一千个制钱用麻绳穿起来就是一贯，也叫一吊。古人常常以“万贯家财”、“腰缠万贯”表示极其富有，意味着有一所大宅院，许多土地或者一处不小的买卖，一群奴仆，当然还有不少现钱，显然比现在的一百万多得多。所以十万贯是一笔极大的财富。中国在明末和清代才越来越多地用银子，在那以前金、银用得还比较少，主要用铜钱。即使明清一般情况下也是铜钱用得多，除非数量很大时才以银子来表示和计算。那么一两银子和一贯、一吊钱谁多呢？《红楼梦》36回写到王夫人和王熙凤的一段谈话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个关系。袭人是宝玉的首席大丫头，因为她原来是伺候贾母的，所以月钱和金钏一样是一两银子，晴雯等七个大丫头月钱是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人月钱五百，递减的程度基本上是一半。由于王夫人格外喜欢袭人，决定从自己每月二十两月钱中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等于一下子给袭人增加月钱两倍半。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两贯，宋代和元代大体上也这样。但由于各地制钱的成色（主要是含铜量和重量）相差很大，所以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两贯到两贯半。《水浒传》26回武松给郓哥五两银子，郓哥心想足够他父亲用三五个月了，可见一二两银子即三五贯钱就够平民生活个把月的。15回吴用去动员阮氏三兄弟入伙时，在酒店掏出一两银子买了一瓮（坛）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两银子的价值。北宋末年，铸钱达到高峰，每年铸铜钱600 余万贯，清代乾隆年间五六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所大宅院，可见十万贯是个惊人的数字，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十万贯金珠宝贝是贪官污吏掠夺的民脂民膏，是不义之财，小说写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过程充满了机智，非常精彩。那么他们“劫富”之后有没有“济贫”呢？没有。他们自己瓜分了。证据之一，官府在白日鼠白胜家地下挖出了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当了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