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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使法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在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导致了拉尼埃政府的倒台。1954年，孟戴斯－佛朗斯上台组阁，承诺在7月20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就下台。结果他果然在7月20日的那天晚上签订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历时八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但是，当法国人民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月1日，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与法国隔着地中海遥遥相望。是离法国本土最近，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战后，法国曾于1947年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碍这个法案的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还要干预当地人组成的选举团，这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战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的推动下，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军战争中的一些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行径被曝光，法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国内舆论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也开始出现分歧。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也由于武力解决的前景黯淡，一些政治家暗中准备通过谈判实现停火。1956年，居伊？摩勒政府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本？贝拉有过接触。1958年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试图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在法国还很有市场，第四共和软弱无能的政治体制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迈出与“叛军”谈判这一步。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军方迫切希望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胜利来找回军队的荣誉，反对停战。在很多将领看来，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频繁的政府更迭，朝令夕改，也未能在军事装备和弹药粮草等方面保证供应，让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无所适从、军心溃散。现在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又陷入了跟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混乱状况。一些有眼光的将军明白，这已经不是谁上台执政的问题，而是整个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从1947年1958年的11年间，已经换了差不多20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半，最短的只有两天，在这个由众多政党控制的政府中，决不能指望有谁能够独立承担起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于是，在军人中间产生了干预国家政治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在台上的政客还会把他们引向失败。
但在军事将领和殖民当局的官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撑起大局的人。在将军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是法国军队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三军最高统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18年前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并为法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他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威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的号召力也无人能及。他在法国沦陷之后曾经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他反攻本土的基地——二战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阿尔及尔，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会容忍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出去。前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忠实的追随者苏斯戴尔就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著称。而且，他正好是第四共和国的敌人，主张建立稳固而强有力的政府。
他们迫切希望戴高乐能出来主持大局。
当他们向戴高乐发出呼吁的时候，将军已经等待了十二年，他已经67岁了。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隆贝，深居简出。但戴高乐追随者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的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默默的听完了他的汇报，未置一词。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十二年都过去了，不能着急这一时，时机还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 ：“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 。”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戴氏四虎”中的元老，他是了解戴高乐的。他笑着拍拍舒曼的肩膀，神秘兮兮的说：“舒曼老兄，你错了。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
1958年４月又一个政府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后，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５月５日派人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在静静的听完使者滔滔不绝的阐述科蒂总统的殷切希望，痛陈国家危亡的大体之后，戴高乐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 ：“为时尚早 。”
——他要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要么让全法国都臣服在他一个人脚下，要么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零或全部”，在这中间，绝不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是他从辞职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决心，一个对冷酷而又伟大的决定。
此时，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的追随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戴氏四虎”中的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隆贝的戴高乐。十二年的隐居不是白费的，戴高乐此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他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他重新执政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但他也知道，卷入军事政变会给自己的名声带来损害，十二年前，自己不就是因为拒绝军事独裁而辞职的吗？难道十二年后反倒会做这样的傻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支持他的将军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实际上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只是把军队作为他重新掌权的工具。在吉夏尔汇报完情况之后，他淡淡的说了一句 ：“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
戴派领袖们早已习惯将军说话做事的风格，他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放手去做吧，别搞砸了就行。
苏斯戴尔立即着手秘密潜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5月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他们处决了三名被俘的法军士兵。这一事件对于紧张的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5月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于本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５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 ，“让军队执政 ！” ，“科蒂辞职 ！” ，“把本？贝拉送上绞架 ！”，“苏斯戴尔，苏斯戴尔 ！”，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
下午５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 ：“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６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 ，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 ：“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 ！”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７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随即马絮电告科蒂总统，他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和军事事务。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马絮把暴乱的组织者、军队将领和戴派分子都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当晚，在戴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