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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种宣传机器仍然大肆渲染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遍布全国的危机不可能不在人民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了，只是在无记名投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投了反对票以表示不满。
谁也想不到，这种小心翼翼的抗议竟会遭到了如此猛烈的报复。
二
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点，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诺夫写完了一个报告。他把写得很潦草的笔记本放进上衣口袋，给斯莫尔尼宫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马上出发。他要去参加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言。妻子叫他到餐厅里吃饭，可时间太紧，他自己跑进厨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穿上大衣，戴上他那标志性的卡其布帽子，和家人匆匆道别，坐车直赴斯莫尔尼宫。
下车后，基诺夫快步走进了空荡荡的斯莫尔尼宫，他感到背后似乎少了如影随形的警卫员的脚步声。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警觉。他独自一人走上三楼，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他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了。当他停下脚步准备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
有人在很近的地方向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基诺夫的颈部。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想看看是谁开的枪，然后一头载倒在地上。他认识这个人，尼古拉耶夫，自己经常和他那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幽会。这个妒火中烧的家伙一度威胁要杀死自己，现在他做到了。但是，警卫员到哪里去了，谁让一个普通党员持枪进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谁告诉他基诺夫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二书记的办公室？
基诺夫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他在血泊里挣扎，直到咽完最后一口气，内务部的特工们才跑进走廊，逮捕了凶手。
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乘专列奔赴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车站，斯大林把所有前来迎接的人臭骂一通，给了内务部列宁格勒局长梅德伟季一个耳光。斯大林随即亲自主持了对凶手的审讯。并宣布他是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
就在案发当天，斯大林抛出一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文件。他甚至等不急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字，而强迫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这份被后世称为“基诺夫法”的文件规定：
“1。对于被控准备或进行恐怖活动者，侦察部门奉命加快办案时间；
2。对于这一范畴的罪行，审判机关奉命不得以研究能否赦免为由而延缓对死刑的执行，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此种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3。对于上述范畴的罪犯，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奉命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
大屠杀的许可证已经颁发，苏联政治生活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在这场疯狂的清洗中，斯大林将他的残暴发挥到了极至，国家机器完全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工具。
俄共（布）十七届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089名很快被逮捕，他们大部分死在内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并处决，还有12人被迫自杀。
在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个成员中，除了四个在1934年前死去，剩下的12人全部被斯大林枪决或秘密杀害。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被枪决，17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位被枪决，67个军长中的60个被枪决，199个师长中的136个被枪决，397个旅长中的221个被枪决，456个上校中的401个被枪决。59个军级以上政委中56个被枪决，97个师政委中79人被枪决，36个旅政委中35人被枪决。还有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重点清洗对象，1936年至1939年的三年间，被处决的苏联作家人数是全苏作家协会会员的1/3……
在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这场清洗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捕，其中三百万人被枪决或迫害至死，相当于进行了十次南京大屠杀。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受害者。在1934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被枪决——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共产党员，比《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被各国反动派迫害至死的共产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这场灾难不知何时停止。
在流不尽的鲜血中，斯大林终于由一个普通的国家领袖，成为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就像三百年前的马基压维利所说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爱戴——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权，因为它从属于人民；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它只属于独裁者一个。”——斯大林的政权是一个既通过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建立起热爱，又通过死刑和集中营制造着恐怖的政权，当然更是坚强无比。如果马基压维利重生，一定会对斯大林的创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在被以“间谍罪”推上审判台以前，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看在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手下留情。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这个独裁者面无表情的答道。
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大声吼了起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居然在1924年的中央委员会上救了你！”
斯大林冷冷的看着这个以前的同盟者，什么话也没说，取下含在口里的烟斗轻轻的抖了一下灰。两个内务部特工上来把季诺维也夫带走了。
三
……1924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
这一天，距离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去世，还不到四个月。莫斯科上空万里无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改造发生了明显的效果——所有的工厂、银行、大型商店都被收归国有，人们已经适应了按照苏维埃整齐划一的管理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以后，经济开始吃力但是持续的好转，政府对经济的统制也变得日益宽松，一些小小的商业投机活动已经开始抬头。在莫斯科街头，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好得多，因为商店里按照政府规划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单调而且昂贵；在街上，一些私人手工制作的东西则经济实用，从烤好的一小袋一小袋的葵花籽，到剪刀、烟卷、手套、头巾，甚至还有像乳罩这样让共产主义道德下的人们略微感到有些尴尬的商品，也公开在汽车站或者国家银行旁边叫卖。这样的情景让人们感到，列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仍然遵循着他的政策，把苏维埃对国家经济命脉强有力的控制和对零散的小商品经济的宽容结合起来。
但那些对这个国家政治运转有一定了解的人，却并不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四个月来，党的领袖们围绕谁来做列宁接班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运转如常，是因为胜利者的地位尚未取得合法性，不能公开显示他的权威。明天，在党的十三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胜谁负即将揭晓。只有在大会以后，才能知道国家的政策将怎样改变。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原本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做准备，确定主席团名单及其它一些为大会服务的人员名单。所有的列宁可能的继承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一位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出现，往会议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改变了一切。她的名字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她扔下的重磅炸弹是《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即被后世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她要求按照她丈夫的遗愿，在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希望在公布之前先在了解它的内容。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让人无法听清楚。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基莫夫来读。”叶夫基莫夫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他接过信，里面的内容令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竟然会通过自己的口说出来。他双手用力握住遗嘱，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手在战抖，深吸了一口气，把遗嘱一口气读完。
在遗嘱中，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都做了简短的评述。现在，他们就坐在主席团桌子旁边。
列宁没有指明自己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都不能令他完全满意，但他明确指出，有一个人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评价还有些含糊其词的话，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则再清楚不过了。它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没有人想到，列宁会强烈要求罢免他生前最信任的总书记。大家被惊呆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这斯大林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时刻。这封信将摧毁他的一切、他苦心积虑积累起来的所有权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