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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
尽管各种行政职务可以为斯大林捞取政治资本，但在苏维埃权力体系中，要想获得最高权力，必须在党内取得优势。从这点来看，斯大林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迅速上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在旁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看来，列宁去世以后，党的领袖一职肯定会落到他身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的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政治局中，他们追随列宁时间最长，长期担任列宁的助手。如果不是他们反对发动十月革命，列宁对他们的信任也许会超过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加米涅夫更具有理论家的气质，并没有问鼎头把交椅的野心，但他显然希望自己的同伴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托诺茨基继承列宁。季诺维也夫则显得沉着冷静，精于算计且富有野心，被认为是仅次于托诺茨基的列宁继承人的有力争夺者。
在这种地位下，斯大林要取得胜利是困难的。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隐藏实力。在喜欢喋喋不休的政治局中，他具有独一无二的保持沉默的可怕毅力。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在楼梯口，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着一个激动人心的谈话，长达一两个小时。斯大林只有在别人向他提问的时候才会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种性格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访问他的人，由于能够倾吐积愫而感到欣慰，因此很少有人因为他的少言寡语而抱怨他在交往中不对人推心置腹。当他感到难以忍耐各种会议上无休止的辩论的时候，他就独自跑到外边去抽烟。
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他选择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对抗托诺茨基的“三巨头”同盟。但在三巨头中，他心甘情愿扮演最微末的角色。他从不主动攻击任何人，反而喜欢在政治斗争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是斯大林出面替他们辩护。托诺茨基也知道，他从孟什维克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是由斯大林主持的。所以不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对他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免受伤害。在列宁面前，他是一个忠诚而严厉的执行者；在“三巨头”联盟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在托诺茨基眼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的对手；即使在普通的中央委员心目中，他也只是一个踏实肯干，没有独立性和个人野心的行政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党的领导核心——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才智上比斯大林高明。
相反，斯大林最主要的对手托诺茨基则表现得不那么令人放心。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高傲和顽固的心理，喜欢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经常公开自己与列宁的分歧，在开会时他几乎会和所有的人辩论，而他出色的口才又总是能将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不愿意从事日常工作，喜欢把时间花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列宁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脱离党的集体领导而直接建立个人权威。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手握军权，他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掌握军权的人最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些，都令他的对手甚至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担心一旦托诺茨基掌权，将不会允许别人和他辩论，那些曾经和他争吵的人将遭到清洗，甚至可能依靠军队建立军事独裁。实际上，正像他们低估了沉默寡言的斯大林一样，中央委员们也确实高估了高谈阔论的托诺茨基。托诺茨基一直对政治抱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以为仅凭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就可以自然的被众人推上领袖的宝座。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鄙视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三巨头”直接针对自己的表演，他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他热衷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与人争吵，一旦涉及权力争夺的话题，他宁可在政治局会议上看法文小说也不会发言。在很多关键时刻，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危险，纷纷站出来准备抗争时，却发现他们的首领一言不发。1927年，追随托诺茨基10年的越飞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您一向正确，可您一向退却。”实际上是在谴责托诺茨基可以不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不该无视他的追随者们的生命。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无数追随他的理想的人。
——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托诺茨基。在人类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很少有二把手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一方面，他们过早的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很自然的成为一切觑视最高权力者首要打击的对象，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回应这种攻击。另一方面，最高领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防范，限制其权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列宁之后的托诺茨基、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之后的谢列平等人都是被三把手以下联合起来搞掉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的人往往不能生存。
仅从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性格对比，就可以知道，不论他们之间的力量如何悬殊，最后倒下去的，一定是托诺茨基。
这种力量的转折终于在1922年出现。这年4月3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谁也想不到，他会占据这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