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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A、为了使资本的一部分能够在其他部分处在流通期间的时候不断处在劳动期间，必须把资本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犹如不同的独立的私人资本，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互相交替。1、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从而流通期间=n倍劳动期间，而n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
B、另一方面，在下述情况下，（1）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但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的时候，（2）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全部流动资本从第二个周转起，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一部分不断地、周期地游离出来。并且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那部分资本相等；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的时候，则和那个把310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C、由此可见，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例外。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说来，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概率为零。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在B（2）的场合，这是因为全部预付资本增长了；在B（1）的场合，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流通期间的长度增加了，因此，在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这两个期间没有均匀的比例的场合，周转期间也会增长。
在前一个场合，比如说我们每周必须投资100镑。六周的劳动期间就需要600镑，三周的流通期间就需要300镑，合计900镑。这里不断地有300镑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每周投资300镑，那就有1800镑用于劳动期间，900镑用于流通期间，因此，周期地游离出来的，就不是300镑，而是900镑。
D、一个比如说900镑的总资本必须分成两部分，如上所述，600镑用于劳动期间，300镑用于流通期间。这样，实际投入劳动311过程的那一部分，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由900镑减为600镑，从而，生产规模也缩小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300镑执行职能，只是为了使劳动期间连续不断，以致全年的每一周都能有100镑投入劳动过程。
无论是600镑在6×8=48周内起作用（产品=4800镑），还是全部资本900镑投入6周的劳动过程，然后在3周的流通期间闲置不用，抽象地说，都是一样的。在后一个场合，它在48周的时间内，有5 1/3×6=32周起作用（产品=5 1/3×900=4800镑），而在16周内闲置不用。但是，固定资本在闲置16周时损耗更大，必须全年支付的劳动更昂贵，尽管它在一年中只有一部分起作用。撇开这些不说，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看来，劳动生产力的范围很广。难怪有人说，领导干部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游离资本，即实际上暂歇的资本，就会看到，这个资本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不断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我们仍然用上述例子来说明：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3周，每周投资100镑。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的中期，即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只有300镑投入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因此，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300镑游离出来。这300镑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假定，1/3投在工资上，2/3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在流回的600镑中，有200镑以货币形式用于工资，而有400镑处于生产储备的形式，处于不变的流动的生产资本要素的形式。但是，因为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后一半，只需要这个生产储备的一半，所以，另外一半在3周内就处于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即处于超出一个劳动期间所需而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不过资本家知道，在流312回的这一部分资本（=400镑）中，他只需要把一半=200镑用于当前的劳动期间。因此，他是立即再把这200镑全部地或者只是部分地转化为多余的生产储备，还是为了等待比较有利的市场情况而使它们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这就要看市场情况而定了。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投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200镑要保持货币形式。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以后，不能把它象原料那样储存在仓库里。他必须把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并在周末支付报酬。因此，在300镑游离资本中，无论如何，这100镑要具有游离的即并非这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可见，以货币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至少要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事实上，它是不断地在这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来回变动。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构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
我们假定，在上述例子中，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为2周，假定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而是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的结果。在劳动期间投入的600镑资本，就比原来必需的时间提前一周流回，因此，在这一周内它是游离的。此外，和以前一样，在劳动期间的中期有300镑游离出来（600镑的一部分），但不是游离3周，而是游离4周。因此，在货币市场上，有一周有600镑，有4周而不是3周有300镑。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和一个资本家有关，而且和许多资本家有关，并且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期间发生，所以市场上就有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出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313较长，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生产就会扩大；靠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象供给增多一样，缓和了货币市场，或者说，最后，对这个机构来说已经变成多余的金额，最终也会投到货币市场上去。一方面生产扩大了，另一方面货币增多了，利率下降了。但这时生产的扩大并不是利率下降的结果。这两者是同时或相继出现的，但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由于它们都与第三者（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相关造成的。
因为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到2周，从而周转期间由9周缩短到8周，全部预付资本的1/9就成为多余的了；6周的劳动期间现在用800镑就可以象以前用900镑那样继续不断地进行。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100镑，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就会停留在货币资本状态，而不再作为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部分执行职能。当生产在规模不变和其他条件（例如价格等等）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时，预付资本的价值额就由900镑减为800镑；原预付价值的100镑余额，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流通中现有的货币量——不论大小——都对这点毫无影响。
相反地，假定流通期间延长了，例如由3周延长到5周。那末，预付资本的流回，在进行下一个周转时，就会延迟2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部分，由于预付资本的周转这个机构本身而不能继续进行。只要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生产过程——314它的经营规模——可能缩小，正象在上述场合生产过程可能扩大一样。但是，要使这个过程按照同样规模继续进行，预付资本就必须为流通期间的全部延长的时间增加2/9=200镑。这种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只要流通期间在一个或更多的大生产部门延长，这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除非这种影响为其他方面的反作用所抵销。在这种场合，同样显而易见：这种压力和上述的过剩一样，既和商品价格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也和现有流通手段的量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
｛在整理这一章准备付印时，碰到的困难不小。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尽管他在留下的一大包练习本中，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各种计算方法的知识，和商人日常的实际计算的习惯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前面印的各个表格中，我只保存了最简单的和计算正确的部分，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理由。
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把一件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我指的是他所说的货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