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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座谈，也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收到很好的效果。
6月23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摄影记者边震遐，主题是“和平是时代的主题”：
化干戈为玉帛，看来不仅仅取决于真诚的愿望，同时也取决于科学的方法。
先哲们在提出正确原则的同时，也曾经反复告诫后人们：真理随条件而转移，真理即便是往同一方向多跨出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国内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曾用阶级教育的方法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这一成功经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到了朝鲜，换了战场与对手，这一改造战俘的成功经验，便成了导致战俘们离心逆反的起点。事实证明，收容他国战俘，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继续，是由军事斗争让位于更深更广范围内的文化较量。文化，是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不同经济状况和历史传统所综合形成的观念性产物。一种文化想要改造以至战胜另一种文化，决非易事。较量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而未能决出胜负的事实，在世界各地并不罕见。有时候，军事上的战胜者，常常会被战败者的文化所胜、所同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这种对入侵外族的文化胜利。任何军事胜利者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军事战败者的文化，这样的尝试，不论多么执着多么顽强，很可能会是一种最徒劳甚至是最危险的尝试。古今中外，多少曾经是所向无敌的强大集团与政党，往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走入误区，最后导致了彻底的失败。所幸的是，改造西方战俘，毕竟是个局部性的问题。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有民主有集中，从善如流，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正如圣人所言：错而能改，功莫大焉！
和平的主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在特定情况下，它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感召力和战斗力。
6月24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政治部前线俘虏收容所英语翻译、俘管队长王维源，主题是“一年两次欢度圣
诞节” ：
志愿军政治部下属的前线俘虏收容所的任务是收容各个部队抓获的俘虏，集中起来后，成批护送到后方鸭绿江边，交俘管处统一管理。
敌军官兵被俘后，受到我军的宽大处理。在“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兑现后，他们心中害怕被杀的顾虑没有了，但是敌对情绪还是普遍较难消除。因此，如何进一步贯彻我军的俘虏政策，成为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
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3）
有一次，在我们把各军的俘虏收容得差不多时，已经到了1951年12月上旬。如果此时起身把战俘北送，徒步行军到鸭绿江边，再顺利也要二十多天。因为这些人很不善于步行，一天最多只能行走20~30公里。这样一来，12月23日到24日的圣诞节势必就要在行军途中度过。圣诞节是西方人全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犹如春节对于中国人一样。当了俘虏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倒霉，过不上圣诞节将使他们更加沮丧，很不利于消除他们对我军的敌对情绪。如果等到过完圣诞节再动身北送，那时严冬就要来临，气候将变得更冷，被服、取暖、住房、医药等一连串问题都很难解决。至于用汽车押送的事，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连想也不敢去想。
我们讨论再三，决定让他们提前过圣诞节，过了节日立即出发北上。于是派人去安东市（现名丹东市）采购食品和礼物，我们把过好圣诞节当做对外国俘虏的一项政治工作来做。我们俘管队反复研究，怎么按照当时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最大限度地过好圣诞节，提高战俘们的情绪，调动徒步行军的积极性，同时达到消除或减少敌对情绪的目的。最后决定采用出奇制胜的办法，取得意外的好效果。
对于徒步行军北上一事，我们不提一字。出发前一天傍晚，突然把俘虏们集合起来，在一个搬空了的大教室里，叫大家沿着墙根一圈圈就地坐定。教室中间，事先挂了一个大纸包。我说：“这是一包美味食品，谁蒙上眼睛，能用木棒碰到它，美味食品就归他一人享用。”在食物非常短缺的情况下，此话很有引诱力，全场的俘虏顿时活跃起来，一百几十号人个个高高举手，要求一试，抽签决定“幸运儿”。等一位幸运儿蒙上眼睛后，我们又悄悄传话给大家：“食品撒落，允许抢食！”全场情绪更加高涨，下面的俘虏开始有意捉弄那个“幸运儿”，一忽儿引他往东走，一忽儿又叫他往西跑。弄得他急躁万分，木棒在空中乱舞，只听到哗啦一声，纸包里的糖果、饼干、花生、香烟一下子倾泻下来，场内顿时大乱，大家纷纷抢食，欢声不止。只有那个“幸运儿”埋怨我们不讲信用。
此时，我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食品和礼物，一人一袋。特地多给那个“幸运儿”一袋，使他破涕为笑，感谢不尽。之后宣布这是给他们提前过一个简单的圣诞节，并希望他们作好准备，争取用15天的时间，徒步走完500公里的路，在12月23日以前到达鸭绿江边，再过一个像样的圣诞节。然后再提出行军的各种要求。听此消息，全场欢呼起来。此时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圣诞树和彩纸，让他们布置场地，自演节目，尽情欢乐，直闹到子夜才散。
第二天一早，一个美军白人少尉排长跑来问我：
“你们中国人也过圣诞节吗？”
“不！”
“你们是教徒吗？”
“不！”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么重视圣诞节呢？”
“因为你们重视，所以我们重视。”听了我的话，他啪的一个立正，向我行了个军礼，之后双手握着我的手道：“谢谢。你的话很像一个朋友说的。行军路上有谁不服从纪律，我会来帮忙的。”
“谢谢，我们的警卫会管好的。”
这天傍晚出发北上，这只队伍只走了20公里路程就住宿了。俘虏们纷纷要求多走点路，一些脚上已打起水泡的人，也说自己能行。第三天开始，每天行军路程大到35~40公里，不仅队形走得好，轻伤员也有人轮流搀扶。过去行军常遇到躺在地上、耍赖不走的事，一次也没发生。大家终于在圣诞节前夕，12月22日抵达目的地碧潼。此时，碧潼战俘营已经张灯结彩，装饰打扮起来，巨大的圣诞树已在广场上高高树立，体育项目的预赛已在各个场地进行，室内室外到处都有人在排练节目，一派节日景象。俘虏们高兴得大声叫喊：“我们来过第二个圣诞节了！”
6月25日下午发言人：志愿军第9兵团24军政治部英语翻译刘禄曾，主题是“傲气十足的美国空军战俘”：
1951年元月，前方给我们送来了一名机身被我击中自己跳伞逃命的美国飞行员俘虏。送来的空军战俘，三十
来岁、大学文化，上校军衔，是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鹰钩鼻、蓝眼珠，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怒气冲冲，傲气凌人，大有不该押他到我这样一个弱小女审判官面前似的。只听他喃喃自语道：“想不到我一名将门后裔，竟然落到了一个毛丫头手里。”我真恼火，但沉住气，假装没听到。过了一会，针对他那种瞧不起东方人的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我以进攻式的口气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知道吗，我的曾祖父刘秉璋，100年前担任浙江巡抚时，就是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他是中国四川总督。现在轮到我来对付你们这些侵略者了。”他眼神一愣，半天没说话，审讯一时陷入僵局。
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4）
他了解我军的宽俘政策，很可能是个受过反审讯训练的油子，当谈到美国是这场侵朝战争的发动者是侵略军时，他又顶牛说：“美国政府做错也罢，做对也罢，总是我自己的政府，我不能说它不好。”他在长期接受霸权主义教育下，对美国的实力盲目崇拜，更瞧不起其他跟随美国来打仗的附庸国家。他盲目自大，气焰嚣张，还引证日内瓦公约：俘虏只讲姓名、军号、军衔三条。以此来逃避审讯。在生活上，我们对他已是够宽大了。按规定给他吃小灶，发好香烟，提供理发，洗澡条件。谁知他却将我军的人道主义政策视为软弱可欺，对我的审讯，一直采取软抗硬拖的办法，让我无从下手。经研究，对付这样的战俘，首先要打垮他的傲气，而不急于要他交待问题。针对他的狂妄自大和民族优越感，采取了运用种族矛盾来制服他的办法。将他交给了南朝鲜的战俘看管。
从那时起这个思想反动顽固不化的美国飞行员战俘就和南朝鲜战俘吃住在一起，并且取消了对他的特殊优待。把他放在一边，几天不去理他。这个长期受种族歧视教育，自命不凡的美国空军战俘终于受不了了，加之伙食不如以前，睡眠不好，又没有好烟抽，于是便自找梯子下台，他写了一张条子叫人转给我。条子上面写道：“对不起，刘尉官，前几天我心情不好，表现糟透了。能否不要让我和韩国战俘在一起，我愿意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
把他从南朝鲜战俘处调出来开始谈问题时，我因没有经验，当面做记录，致使他说话吞吞吐吐，不敢畅所欲言。后来改用口供与笔供相结合的办法，逐步给以提纲，让他将所谈内容用思想汇报形式写出来，如有疑点、矛盾，再让他重写或补充，写完后签名负责。这样他也消除了顾虑，我也轻松了不少。
6月26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俘管处一团团长张芝荪，主题是“处理特殊事件需要正确决策”：
本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有个美俘悄悄向教员黄亨思报告：“黄教员，你们要当心，有人可能在策划暴动。”黄亨思听后立刻向中队长邱曼石报告了这个重要信息。
邱曼石原是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的保卫干事，25岁，读过高中，有一点英语基础，全中队300多名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