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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ma Cum Laude），进而在麻省理工大学（MIT）攻读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他在公共财政和公共医疗领域里创建颇丰，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2009年再次进政府，是奥巴马总统医疗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
1986年，里根政府降低了公司所得税，取消了以前投资减税（investment tax credit）的规定，并加速了资产折旧的速度。卡特勒通过比较公司股票价格在税改前和税改后的变化，发现那些设备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那些有新投资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这个结果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想通，因为加速资产折旧速度对已有很多设备的公司有利（old capital）；而取消投资减税对新投资（new capital）有害。这也是1986年税改没有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的主要原因。卡特勒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重视，发表以后经常被引用。
那么如果政府规定公司必须给雇员一定的福利待遇，例如，必须给员工购买身体保险，这会对公司、工资和劳工供给有什么影响呢？萨默斯在他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给员工提供福利待遇自然增加公司的雇佣成本，自然减少公司对劳工的需求，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劳工供给会因为公司提供福利待遇而增加，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萨默斯想到了这一点，结果是在新的供需平衡点，雇佣的劳工数量（employment）很有可能和以前差不多，但工资（wage rate）肯定低于以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员工得到福利待遇的代价是接受低工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任何惊奇。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再规定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标准高于新平衡点的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少雇人，从宏观上说就是减少了就业，伤害了劳工的利益。所以忽视经济规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规定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
同样，美国在1992年出台了残疾人法（Disability Act），要求公司满足残疾员工身体的特出需求，例如，在进大门的台阶旁边要建有斜坡以方便轮椅出入；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面临严重罚款；在工资方面对残疾员工要一视同仁等等。残疾人应该为此庆幸还是为此忧虑呢？据估算，公司增加一个残疾员工的平均成本要增加1000美元。两位经济学家（Acemoglu和Angrist）在2001年发表论文评析残疾人法的效果。他们通过分析法律出台前后的残疾人就业率、工作时间、税后收入等一系列数据，发现这个法律适得其反：残疾人的就业和税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六十五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下）
什么是税收的效率？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本文主要讨论税收的效率问题，了解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税收的效率成本
税收的效率指的是由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多少，是关于整体经济这块“饼”的大小，不涉及这块“饼”是如何分配的（不是一个distribution issue）。一个税引起的福利损失越大就越低效。从这个基础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推论。
第一，在本身就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例如有最低工资要求，政府再征税就会更加低效。
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progressive ine tax），会导致更加低效，税率越平均越好。
第三，税率在长时间内保持越均匀越好（tax smoothing over time）。根据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国家筹措资金的最佳方式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借款，把还债的压力比较均匀地分摊给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年代的人，这样眼下的人不用勒紧腰带、牺牲太大。
但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注意税率的变化，就更不用问税率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如果把这种现象考虑进去，那么以上三个结论就应该完全逆转。
已有的市场扭曲（或政府规定）并不妨碍政府再次加税，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注意政府对税率的调节。同理，有钱人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也不会影响整个经济“饼”（GDP）的大小，或者影响得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税率也可以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在战争情况下，政府可以“两条腿走路”：增加一部分税收，再借一部分钱，因为税收（税率）的变化没有那么可怕。
这三个结论无论正着说还是反着说，都有非常严谨的数学证明，关键问题在于它们的前提不一样，而前提不一样是因为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又是因为理论家对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不一样，于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测量福利损失
199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James Poterba——其2008年接替费尔德斯坦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 l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主席——发表论文，量化了1986年税改对人们购房的影响。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一直允许，100万美元以下的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可用于抵减上税的基数（tax deductible）。美国收入最高阶层的人，也就是每年缴最高边际税率的人，对每一美元的房贷利息只需要付60美分。这种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买房而不是租房，而且只要贷款在100万美元以下，买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省税就越多；越是有钱人就越是如此。所以这个政策偏向有钱人（regressive）。
Poterba巧妙地计算了房贷利息减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他想，拥有房子的成本（user cost）就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钱和房贷利息减税之差。税率越高，房贷减税就越高，拥有房子的成本就越低，福利损失就越大。
1986年税改大幅减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增加了拥有房子的成本。Poterba计算出，这个政策变化使那些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买房的好处（对社会来说，就是福利损失），从1。2万美元降低到0。2万美元，但仍然不是零，所以他主张完全取消房贷减税的政策。但那些有房产的人比那些租房住的流动人口在政治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声音更大，不会支持那些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还有两位经济学家Marion和Muehlegger研究税收的执行力度对福利损失的影响。他们于2008年发表论文，揭示1993年执行柴油税改革的效果。美国对商业使用的柴油（例如卡车运输）征税，对家庭使用的柴油（例如取暖）免税。这种双轨制给偷税漏税创造了条件。美国政府从1993年起在家庭使用的柴油中加一种红色的燃料以示区别。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显示，这次改革减少了25％的福利损失。这说明福利损失不仅与需求价格弹性有关，而且与税收的执行力度有关。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红利税（divident tax）对福利损失有什么影响呢？用标准的一次微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出，红利税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和分红多少没有任何影响，而企业所得税却会打击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福利损失。这给那些主张提高红利税的政治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企业的行为是否和理论上的预测相符呢？经济学家众说不一。Chetty在2005年与Saez合作发表论文，研究布什政府2003年把红利税从35％减少到15％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有理论创新。
通过跟踪3807家大公司的分红行为，他们发现，2003年税改以后，所有公司都大幅度增加分红，平均每年500亿美元；而且管理层拥有股份越多的，持有期权越少的，股东中机构投资者越多的，公司分红就越多。
他们的发现与理论大相径庭。他们的解释是：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不完全吻合（principal…agency problem）。股东希望的是利润最大化；高管层想的是如何扩大公司规模，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坐公司的飞机到处飞，投资自己喜欢的项目。
于是Chetty和Saez设计了一个模型（Agency Model）：CEO可以把公司利润做有效投资，也可以投资在他自己喜欢但对公司基本无益的项目上（pet project），剩下的钱再分红。他的目的是，通过前两种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和虚荣心。
用标准的一次微分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分红税越高，CEO在自己喜欢的项目上投入越多，福利损失越大，但不影响有效投资的多少；公司所得税越高，CEO做有效投资就越小，但不影响他在自己喜欢项目上的投入。这个模型意味着，分红税和公司税一样，都会导致福利损失。
个人所得税对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也是在研究福利损失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一直没有定论。费尔德斯坦在1995年发表论文，说明所得税对两者的影响很大，但这以后的不少论文都说明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很容易适得其反，增加税率后税收反而少了。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不用那么担心。
Chetty和他的同事就此对丹麦1994年税改对丹麦劳动力供给（labor supply）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并在2009年发表论文。他们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这次税改程度深，覆盖面广，更容易发现人们对税改的反应。他们总结到：1）研究小税率变化对劳动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很有可能低估了税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2）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