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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了。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七十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Nixon Shock。从此，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体系的主要特点不复存在。然而，布雷顿体系下的国际框架、国际组织及其在二战影响下制定的宗旨（如发展建设，创造就业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否认布雷顿体系业已解体，而认为我们生活在第二阶段的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II）。
当年，面临20％以上的通胀，美联储迅速提升利率，紧缩银根，抑制通胀。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上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思想的回归。撒切尔夫人曾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个人——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家庭。”里根曾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课堂上，萨默斯用图表显示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在过去50年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而急剧下降。他对国际长途电话费的下降深有体会。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和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伦敦，三个孩子每个月给住在纽约的祖母打一次电话，尽管父母是大学教授，但是电话费如此昂贵，每个孩子只能说一分钟，他们三个总要事先练习一下，才能在一分钟内把要说的话说完。相比之下，现在的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仅几分钱，如果通过网络，还可以免费。
萨默斯也承认，尽管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中发展得非常好，但拉丁美洲由于政府扩张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成长，发展缓慢；非洲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十五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十六 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否促进全球贸易？
在哈佛课堂上，萨默斯阐述了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3月4日，萨默斯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
贸易一体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劳工环境保护标准、文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萨默斯着重讲解了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数目，从1994年起翻了6倍。
在以前的课中，Lant Pritchett教授已经根据广为接受的标准贸易理论，讲解了贸易交换为什么产生价值，贸易是科技进步以外的另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现在萨默斯要讨论的问题就转化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会不会增加全球贸易？
萨默斯首先区别了“新增贸易（trade creation）”和“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两个概念。新增贸易是指，原本没有贸易，由于自由贸易协议减少关税和配额而产生的贸易。贸易取代是指，原本就有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有了与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造成关税减少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贸易被第三国取代。
然后，他问在座的学生，“请你们想一想，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取代是应该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应该发生的？”
哈佛本科生大多天资很好，在课堂上，不出几秒就会有学生举手回答，直觉准、反应快、语言简单流畅，这次也一样。
萨默斯满意地说，“非常准确。”如果第三国的企业，本来就是三个国家中同一行业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贸易取代就是对的。如果第三国的企业的竞争力，不如原本贸易伙伴的竞争力，而只是因为关税减少，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获得新的生意，那么贸易取代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萨默斯进一步提问，“那么什么样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好的贸易取代，也就是新增贸易大于不应有的贸易取代？”他启发大家，“例如，欧共体的产生会使新增贸易大于贸易取代，还是小于贸易取代？”
“对，大于贸易取代。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天然的贸易伙伴。”萨默斯说。“那么如果美国和约旦这样一个人口大约250万的小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政府会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协议是值得签订的呢？是经济利益吗？当然不是，但美国政府可以说约旦地处中东，有战略意义，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支持其市场经济政策、政治自由化的一个象征。”
“同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时，美国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我们主张囊括墨西哥也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