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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她是因为别的问题。”
“问题？我不详细问了，没工夫了。可惜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要不我想帮你个小忙。可以说是对你的报答！”
“什么样的报答？”我好奇地问。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跟你说又有什么用呢？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恶作剧……”
他挥了挥手，似乎为了那些不光彩的童年回忆而感到惭愧。但他还是讲起来了：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可她又非常客气。所以有时她就是不相信，也不肯表现出来，以免得罪人。‘别伤人！’她常这么说。同学们自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出于交情悄悄地告诉了他们。我说，你们要想逃学，就要想法逃得合法，符合规定。我悄悄地告诉他们，如果坐在离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哪怕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拿着体温表，轻轻地把度数弹上去，她绝对发现不了。我记得，我们整班整班的同学都弹过。尤其是在测验之前，同学们就像是突然都得上了传染病一样！可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她照样给人开假条，让他们回家休息。想起来真可笑！小时候干的荒唐事儿……我本想在告别的时候为你效点劳。像常说的，好心换好心。可惜你用不上……”
他不知为什么得意洋洋地慢慢把胳膊肘一弯，上衣的袖子打个皱褶缩了上去，于是我看见他手腕上戴着一块漂亮的薄壳手表。
“爸爸送我的，”他顺口说了一句。接着又马上着起忙来：“我该走了！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一会儿就要回来了。我倒是很想见她，但我们一谈起来只会使她难过，还不如我以后再给她写信。”
他回到箱子边，开始关箱盖，可是箱盖怎么也关不严：一会儿露出一角衬衣，一会儿又露出一条短裤。于是他就往箱盖上一坐，这才把它锁上了。但是一条蓝色的短裤还是在外面露着……
舒里克在临走时又一次对我说：
“你到这来真是好极了。我以后再给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写信。请你告诉她，说我很难过。这是真话。我是爱她的。我好多方面都多亏了她……可是父母找到了，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怪不得我呀。”
8
舒里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时候，我心里暗想：“这一个也把她抛弃了。”
但他马上又返了回来，我以为他还是想等她回来。
可是舒里克将两把钥匙往桌上一放，说：
“请转交给她。这把英国钥匙是开大门的……不过这她知道。这回我可没有归路了。”
“没有就没有好了……”我想。
他生怕在路上遇见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三步并做两步地走了，右手拎着沉甸甸的箱子，身子向右边一歪一歪的。他溜了……
我望着墙上那张穿着海军服，帽上缀着“勇土”两个银字的男孩照片。我喜欢将人们过去的照片同现实生活中的他们进行对比，他们有的变为成年人了，有的老了，有的则判若两人。
我心里想：“你呀，勇士！好汉！溜之大吉不算……还说什么这样她会好受一些！在孤儿院里也不错……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说得都对。千真万确。”
我想象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多年前是怎样为舒里克买了这身漂亮的海军服，在带他去照相之前又是怎样精心地给他打扮了一番，还故意把几绺浅色的卷发给他露在了海军帽的外面。不过，她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买手表。
舒里克的照片同我父亲的照片几乎并排挂在墙上，这使我感到不快。我对自己说：“他们可是截然不同的人，也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家的。”尽管我不知道我父亲离开这里时的细节，但我对这一点却深信不疑。我的记忆似乎是想同我进行争辩，一次又一次恶意地使我回想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信中那几行我所不理解的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
大门砰地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又是那种急促而不知疲乏的脚步声，她走得很快，以为舒里克在等她。况且舒里克逃开时没有把房门关严，一束光线从屋里透进了走廊。
我立即抓起桌上的钥匙，塞进了大衣的口袋里。我不假思索就这么做了，事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留在桌上的两把钥匙会泄露那件根本无可挽回的事。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相信自己的近视眼，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她连招呼也没打就冲我问道：
“他藏起来了？”她用信任的口气小声地告诉我：“这是他小时候的习惯。藏在衣柜里了吗？”
她去打开衣柜。想必衣柜以前装的都是舒里克的东西，现在里面空荡荡的。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坐在了椅子上。我和她就这样面对面坐着，穿着大衣，一个扣子都没有解开。
“他来过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他这会儿在哪儿？”
“他走了……他说会给你写信来。”
她拱起背，低下了头。我觉得，舒里克是用他那埋得很深的禀性给了她重重的一击。
帽子把她那深色的发辫全遮住了，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的面容苍白而憔悴。我安慰她说：
“舒里克会给您写信的……您将来可以和他通信！”
“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她说。“于是他选择了妈妈和爸爸，这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了，在沙发上再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她总是“能理解”那些给她带来痛苦的人呢？为什么她把自己遇到的坏事和不公平的事看成是“正常的”呢？我已经不想再安慰她了。我对她不是说，而是喊道：
“您的舒里克是个叛徒！他背叛了您。他利用了他对您的了解……像叛徒那样！”
现在已经是我在打击她了。
她摘下眼镜，似乎觉得是眼镜欺骗了她，而不是我在房子里大嚷大叫。我看见她那双稍稍眯缝着的近视眼，神色是那么茫然。但我心中没有怜悯，恰恰相反，我想使她不安，使她愤懑，我想让她同我一起叫喊。我虽然已经不像开始时那么大声，但还是固执地继续说道：
“他对他的好朋友们说，您的视力不好，您的心肠好……他们就欺骗您。为了逃学，他们把体温表的度数弄高——是他教唆他们这么干的！而您却相信了他们。”
她的背驼得越发厉害，头也垂得更低了。她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奇怪，她仿佛是为她刚刚听到的一切在谴责谁。她谴责的不是舒里克，不，不是舒里克，而是我。我不明白这种目光的含义，心里一害怕就安慰起她来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舒里克还很小……他那时不过是不懂事，还不自觉！可是现在他问心有愧了。这是他亲自对我说的……这是真的！别信我方才说的那些话！”
我在维护舒里克，虽然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一点也不责怪他。我似乎是在请她原谅我竟使舒里克蒙受了委屈。
她没有听我说，而是在自言自语：
“这可以理解。这是正常的……要知道我不是儿科大夫，我是神经科医生。”
显然，她不仅谴责我，也谴责她自己……谴责舒里克以外的所有的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她继续说：
“这就是说，我没有资格给孩子们治病。我爱孩子们！可那又怎么样呢，正因为如此，我就更没有资格……他们骗了我吗？那说明，他们不尊敬我。”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我挥动着双手。“大人们要是尊重一个人，就不会骗他。可是我们孩子反正是要骗的。您不信吗？这是真的！”
她没有听我说话，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这种事。这是真的！比如，我们非常尊敬文学课老师。我们甚至很爱她！可是不久以前她刚一上课就问我们：‘我给你们布置了作文作业吧？’我们大家却齐声喊道：‘没布置！’于是她说：‘开始得脑动脉硬化症了，我什么都给忘了。’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得什么硬化症，不过是我们骗了她。您看，我们虽然尊敬她，但还是要骗她！我们常有这种事儿。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原来我也是在自言自语，因为我的话她根本没有听进去。她仍在思索：
“他是为了朋友们才这么做的。这可以理解。而我呢？……我不应该在学校里工作。我爱孩子们，但看来我不大了解他们。我也不大会治病。这是主要的。现在，正是学年中间，走不了。可是到了夏天，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我清楚。”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该向她讲那些该死的体温表。我没有这个权利！……
她走到墙边，取下舒里克的照片，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摸了摸镜框。而这是在我向她讲了那番话之后……
9
我的生活再也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幸福了。后来，在我大了一些的时候我才懂得，那种所谓的无忧无虑的幸福一般说来是残酷无情而又厚颜无耻的，因为普天下的人远远不都是幸福的。我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变了，似乎变得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了。事实上我还是走得很快（正如妈妈说的，“像飞一样”），——我的头也变得有些沉重，因为它越来越经常地陷入沉思。我甚至责备起自己来，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那一天整个晚上我都感到非常苦恼。“我为什么要提那倒霉的体温表呢？以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