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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对组织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基督教教会的作用不可抹杀。教会用种种方式帮助确立组织网络的意识形态，使宗教对组织的成员、哈佛经理及工作条件产生一些积极作用。宗教对管理者的最大作用来源于宗教的改革。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某些教派——加尔文派、教友派、摩门派——他们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节俭、勤勉、诚实、可靠、忠于职守等品质，而获得世人称颂。这些价值、品格直接影响着组织生活和管理。既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宗教和教会的作用远不能与其在中世纪的作用相比，但仍有些人把基督教原教旨派看作成功的管理者阶层的代表。这种观点并非普遍，且值得商讨，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套有助于管理成功的方法的逻辑性与某种宗教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具有相同性，双方可以认同和通约。显而易见，宗教可以影响组织管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不论是基督的还是非基督的——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基本上取决于以原则为依据的价值信念。这种信念通过三条途径影响组织，一是通过管理者来影响组织，二是通过组织的其他成员来影响组织，三是通过一般社会文化环境。三种途径的有效性依次减轻。第三种可以说是微弱无力、效果甚差。所以说，宗教——不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也不论是基督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都可能对管理的选择自由加以限制。
如上所述，宗教在当今世界中，对组织生活和管理的影响减弱了。但既然众多的人们信仰宗教——且不论是何种教派，那么，作为哈佛经理、管理者在自己的领导活动中就应该考虑到宗教的因素。不管哈佛经理本人对宗教的态度如何，也不管宗教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与管理方法的逻辑性在何种程度上有相通之处，众多人们信仰宗教就足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宗教对管理的影响，就足以说明任何管理哲学、领导哲学都不可忽视宗教，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形成管理学、领导哲学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也是杰出的哈佛经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此，我们以尼克松的语言作证并结束本节。尼克松说：“美国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怀抱而且培育坚强的宗教信仰”；又说：“我仍然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现在存在的一切的第一个源头，……这个思想同我们的科学方式如何才能调和呢？……目前我接受康德提出的解决办法：人的研究和解释只能达到这个程度，超过这个程度，我们就必接受上帝，人们所不知道的上帝知道。……我相信现代世界将能从耶稣的生平和教导中找到真正的复活。”
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
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不同于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要避免在细枝末节上与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纠缠。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对待价值的方式，即当愿望概念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或最终的目的状态且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时（绝对的状态不可能达到，而只是具有作为行为的标准、向导或指导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境地。理想主义的兴盛及理想主义能够对管理、领导行为发生影响，是由于理想主义虽难以实现，但人们却努力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激励人们积极向上，为日常行为设立一个远大目标，也给人们提供一种希望。正如基督教给今生今世的人提供天堂一样。人们在行为中看不到希望和前途，就会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兴趣。因而，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理想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赋予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活力，使之更加强有力。这是哈佛经理和被哈佛经理都应具有的一种态度。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地位是独特的。它是与态度、信仰有关的可称之为自由价值集合的东西，与以自由哲学为根据的明确表述的政治理论有别。在西方，自由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持着文化领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正统学说。因此，自由主义已经明显地影响了社会及其组织构成的现实背景。当然，换个角度看，自由主义的价值（如调和、平等主义、功利主义、中立原则）可属于宽泛化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围。此外，自由观念和Y理论也是一致的，并借助于Y理论的媒介对管理、领导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它要以Y理论为桥梁，对组织、哈佛经理发生影响。而作为一种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正统观念，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又借助于民族精神。但是，当它作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政治辩论中一种反对对方的主张时，它对组织、组织结构及哈佛经理的影响就会大大地消弱。
第三章哈佛经理 主观意识
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家学者、哈佛经理，虽然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但也都离不开已有的知识对其的影响。英国哲学家洛克为反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提出过“白板说”，即人们在对某物进行认识之前，大脑有如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知识来源于后天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这固然有其时代意义和一定的科学道理。然而，人们始终无法割断与历史 的联系，正如初生婴儿虽然剪断了与母体相联的脐带，可血管里流淌着母亲的血。因而，以往的文化知识作为背景对今天的认识发生着各种影响。尤其是已经定型化、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对后世的人们认识事物时，影响较大。如信奉理性主义的人，必崇尚科学，实践科层制；推崇先验论和一些宗教观点的人，必感情胜过理智，表现为一种神秘莫测或宗教狂。
意识形态是思想和信念的哲学体系，它们为世人确定意义。它涵盖所有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特定文化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它们同许多政治主张和行为有联系，如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理性主义是现代组织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特征，等等。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无须去研究整个丰富多彩的意识形态现象，而只能集中研究那些特别与生活的管理方式有关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理性与理性主义
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科学的时代。科学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文化——20世纪末发达国家和经济制度的文化——已经深深地受到理性价值的影响。“理性”带有其逻辑认识过程的涵义——推理，“理性主义”则指在价值领域中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即似乎是一种严正过分的理性。理性主义发端于欧洲。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罗马始，中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工业技术革命，理性始终被欧洲人所推崇和加以运用。理性的根本价值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众多领域中，如管理与领导活动中。
□泰罗科学管理中的理性主义
现代管理和领导活动中，离不开目的和手段。一旦目的和手段被各种因果逻辑联结起来，而且由于效率和效果总是目标追求的终点，因而可以公平地说，理性主义的精神总是使管理和合作的努力达到某种巨大的限度，且因时间的延续，这种关系会愈益得到强化。有“科学管理之父”之称的泰罗可以看作是这种观点最早主张和阐发者。泰罗认为必然存在一种完成工作的最佳方法，这一点毫无置疑。他指出，如果一项任务能被详细说明，如果一个终端项目能被规定，那么就必定有一种详细说明手段和目的的因果关系的最佳方法。因此，通过解剖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运筹学、时间和动作的研究最后必然能解决一批问题。这意思是说，工作及其管理是可以科学化的，即可以理性化。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的大力发展强化了这种理性探索的原则和精神，并使之与费约和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随着流水作业线的出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军需后勤服务和当时及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业的来临，随即为大量接受理性主义意识形态作了准备。而两次大战期间的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现实活动又强化了这种状况。大规模的、复杂的现代组织生来就是合乎理性的，也是前理性主义的。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泰罗对科学管理的推动造成了其自身的反意识形态——人际关系运动。它的作用力已经减缓。事实上，它并没有使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消失。相反，原来的意识形态在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之中找到了新的同盟者。从本世纪中叶以来，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成为了哲学和心理学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管理经营问题，并为战后十年一般系统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目标管理（MBD）、计划协调技术（PERT），计划、规划、预算系统（PPBS）等经常出现在经营管理学校的课程中。这些问题涉及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与之相伴随的便是自然主义和武断性的错误时常发生。计算机技术促进并确立了一般系统理论的发展。一般系统理论，其实质是力图把逻辑的精确性引进对复杂的人类事务的了解和处理，把理性秩序置于多层次的系统综合体上。此外，逻辑实证主义对当代管理理论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因此可推断现代管理是处于一种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一切管理者都不会准备长期去和一种理性主张争论。而且既然大多数组织决策和政策分析是在一种理性论述的语言游戏中进行的，那么意识形态效应就变得压倒一切了，甚至发现问题都时常需要一种高度的哲学技巧，而揭露那些隐藏在这种论述本身中的缺点和谬误更是如此。总之，理性主义渗透于现代管理之中。
□理性主义与韦伯的科学层次理论
科层制是一个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