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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玉梅有意识地把自己改造成更值得爱的女人;她在她先生的眼前慢慢蜕变,越来越光彩。这样,他们夫妻间的爱情不是一个湖水停滞的湖泊,而是一道清水长流的河川。日出日落,岁来岁去,他们的爱情永远保存新鲜的色彩。
只知此君是好人(1)
早在30年前,我已经认识张教授。那时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教中国古代文学。当年的张教授年纪已过60,身材高高瘦瘦,文质彬彬。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格正直、态度严肃、颇有中国儒家学者风度的君子。
我每次与张教授见面,两人总是谈论中国文学,从来不提及彼此的私人生活,所以我对他的个人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以前是研究佛学的。
一天,我上街购物巧遇张教授,他的身边有一位面容和善、态度和蔼、衣着朴素的丹麦女士。
“这是我的太太。”张教授介绍。
在这一刻,一个惊讶的念头不期然地掠过我的脑际:“真想不到,这位中国佛学家竟然娶了一位洋太太!”
接着,我又惊奇地听到张太太用标准的中国话对我说:“您好!我很高兴认识您。”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问她:“您的中国话说得那么标准!是在哪里学的?”
“您太客气了!”张太太谦虚地说:“我的中国话是在中国学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国住过很多年。不过,还是说得不够好。”
街上不是聊天之地,我们说了几句话便告别,各走各的路。
过了不久,张教授从大学退休,从此隐居,我和他失去了联络。
万想不到,在30年之后,我有缘分再见到张教授和张太太,而且是在他们的家里。
一天,有一位刚从远方来的中国朋友打电话来,叫我陪她去探望一位93岁的中国老先生——张博士。
“啊!这位张博士是我认识的!”我欢天喜地地说:“只是,他很可能已经记不得我了!”
到了张博士的家,不出所料,张博士完全记不得我;与我只曾有一面之缘的张太太对我当然没有印象。
30年的光阴并没有使张博士的外貌有太大的改变。他比以前稍为胖了一点,脸色红润,虽然已过90高龄,但面孔上没有皱纹;最显著的改变是,他以前的严肃态度完全消失了,好像冰山溶解般变成一潭清澈的湖水,里面荡漾着温柔、慈祥、善良的笑意。他的头脑仍然清醒灵活,老年给他的惟一累赘是两腿无力,走动不方便。
张太太的岁数看起来比张博士小很多,一点老态都没有。她早已准备好咖啡,在桌上摆好杯碟,放满糖果和她亲手烤的蛋糕,热情地招呼我们这几位客人。
在交谈中,张太太告诉我们,张博士和她刚好庆祝过50周年的金婚纪念。跟着,她把五个孙子和孙女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最后,她用双手郑重地捧出来一个心脏形的小玻璃相框。
“这是我们的三个儿女送给我们的金婚纪念礼物。”她说:“这张照片是我们五十多年前惟一的一张合照,本来是一张很多人的团体大合照。我们两个人的头小得不得了,儿女们把我们的小头剪出来再放大的。”她满脸爱意地端详着她和张博士年轻时的小合照。
“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我诚恳地说。接着,我抓住机会,请求张太太把她和张博士在年轻时怎样邂逅、怎样谈恋爱的故事告诉我。
张太太首先征求张博士的同意,张博士笑着点头。
张太太又说:“我的中国话实在不行,只能做普通的日常对话,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我总是用英文跟张博士讨论,因为他的丹麦文也不太好。那么,就让我用英文把我们的爱情故事说出来,大家都听得懂。”
下面是张太太讲的故事。
在上世纪40年代,我被丹麦的传教士组织派到香港去学中文,我们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都住在宿舍里,当年教我们中文的老师就是张博士。在学生中他对我特别有好印象,常对他的中国朋友说,在他的学生群中有一位金发的丹麦女郎,非常的可爱。
那时,张博士还是一个单身汉,也住在宿舍里。他的房间刚好与我隔邻。宿舍的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与阳台之间隔着一片玻璃墙。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他也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两个人都在阳台上,隔着玻璃墙,他看到我,我看到他。可是我们都很害羞,拿不出勇气来交谈。
于是,张博士开始每天黄昏在阳台上唱中国情歌给我听,我在玻璃墙的另一边听着,我的心在兴奋地跳着。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张博士终于鼓起勇气,把他的手从玻璃墙的另一边伸过来,我也伸出手去。我们两人的手一接触,有如触电,紧握起来。
从那天开始,我们在黄昏时到附近的山上散步谈天。宿舍位于九龙的郊外。那时九龙的郊外尚未发展,仍是农村地带。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十分美丽的黄昏,张博士把我带到一个村落的祠堂。他向我解释,中国人结婚必在祠堂里拜祖宗的神主牌。我立即明白,那是张博士的含蓄求婚。于是,我俩合掌向祠堂的神主牌拜了几下。这样,我们私下里订了婚。
我们两人谈恋爱谈得虽然是那么的沉默和含蓄,但还是被别人发觉。在那个时代,中外婚姻是不被社会接纳的,我所属的传教士组织不赞成我跟一个中国男人谈恋爱,于是把我远派到杭州去做传教工作,张博士则留在香港。他们希望,地理的距离和光阴的潮水会把我们的爱情冲洗掉。
过了几年,中国的内战席卷全境。我没有法子离开大陆返回香港,和张博士也失去书信联络。
只知此君是好人(2)
可是,在一个天色阴霾霾的下午,张博士忽然站在我杭州住处的门外,他手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
啊!他冒着战火的危险,跑到杭州来找我。我们默默地拥抱,感动的热泪从我们的脸颊流下来。
我们在杭州结了婚,我改在一家中学里教英文,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在杭州出生的。当年大家都穷,我们的住处很简陋,没有自来水,我每天到河边去挑水,张博士负责煮饭烧菜。我们虽然穷,但日子过得很快乐。
这样,好几年又过去了。张博士患了相当严重的胃病,需要治疗。于是我们向官方要求,让我们一家人返回丹麦。起初,官方只批准我带着小孩子离开,张博士是中国人,要留在中国。可是,我拒绝走。我说:“我绝对不会放下我的中国丈夫,带着小孩子回丹麦。我要跟我的丈夫在一起,要走全家人一起走,要留全家人一起留。”
我们继续多次申请。
一天,我们9岁的大儿子飞奔进屋子,大声喊着:“妈妈,爸爸好开心,一路笑着回来呢!”
使张博士那天笑得合不拢嘴的原因是,全家人终于获得返回丹麦的批准书。
回到丹麦,张博士在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我也外出做事情。我们积蓄够了钱,就买了这栋小屋子。当年这一带是荒凉的郊区,屋子便宜得很。后来,这地区慢慢发展,人们在我们屋子的四周建筑华贵的大房子。邻居们好像看不起我们这间小陋屋,认为它影响这个地区的屋价。
地方政府福利部也有意把我们两人送进老人院。我对福利部的管理人说:“让我们俩老住在自己的屋子里,只要每两星期派人来替我们的花园铲草,别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自己做,这样反而比送我们进老人院住要省钱得多。”
现在,张博士仍然可以每天炒菜,我只要预先把东西切好。他每天练书法,我每天画水彩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们对人生也满足了。
当张太太把她的故事讲完了。我朝屋子的四周打量,见屋子的布置简单而雅致。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清爽悦目的风景画,原来都是张太太的杰作。在我的眼中,最精彩的画是挂在客厅中央的那副中国字画,白纸上用龙飞凤舞似的书法写着:“化道为身”四个字。这当然是张博士的手笔,也是他的人生哲学。
在我离开张博士家之前,我忍不住要再问一句:
“张太太,您跟一个中国男人结婚50多年,您对嫁中国男人有什么感想?”
张太太无不迟疑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哪一国人,我心中只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人。我感到我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这样好的运气,找到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男人来做我的丈夫。”
张太太的回答,使我感动得眼眶也湿起来。
我们离去的时候,张太太扶着走路困难的张博士,走到屋外的园地上,向我们挥手道别。
他们的屋子很特别,是挨着山坡而建的,屋子和花园都位于山坡的脚下。进屋要走下一段长长的弯曲石阶,出屋就要爬上那段弯曲的长石阶。我爬上石阶后,回头再向站在山坡下的他们挥手。
俯视这对互相扶持的异国老夫妻,我心里又是一阵感动。他们不但种族不同,而且两人所信仰的宗教不一样;张博士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张太太是诚心的基督徒。然而,他们能够跨越种族的障碍,逾越宗教不同的鸿沟,做一对终生恩爱的夫妻。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患难与共、出生入死,不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和艰苦清贫的影响,互相扶持、互相爱惜、互相照顾,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幸福和满足。
张太太曾说,我们的屋子是一间陋屋,但在我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小屋美极了,因为那是一栋有灵魂的屋子。屋子的灵魂就是这对异国夫妻的伟大的心灵之爱。
此刻,我脑海里忽然出现一个幻象:隐居在这栋有灵魂的屋子里的一对男女主人翁是化道为身的人物,将来他们离开这个尘世的时候,他们又化身为道,像一阵清风那样,一起往天空飞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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