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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玉梅有意识地把自己改造成更值得爱的女人；她在她先生的眼前慢慢蜕变，越来越光彩。这样，他们夫妻间的爱情不是一个湖水停滞的湖泊，而是一道清水长流的河川。日出日落，岁来岁去，他们的爱情永远保存新鲜的色彩。
只知此君是好人（1）
早在30年前，我已经认识张教授。那时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教中国古代文学。当年的张教授年纪已过60，身材高高瘦瘦，文质彬彬。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格正直、态度严肃、颇有中国儒家学者风度的君子。
我每次与张教授见面，两人总是谈论中国文学，从来不提及彼此的私人生活，所以我对他的个人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以前是研究佛学的。
一天，我上街购物巧遇张教授，他的身边有一位面容和善、态度和蔼、衣着朴素的丹麦女士。
“这是我的太太。”张教授介绍。
在这一刻，一个惊讶的念头不期然地掠过我的脑际：“真想不到，这位中国佛学家竟然娶了一位洋太太！”
接着，我又惊奇地听到张太太用标准的中国话对我说：“您好！我很高兴认识您。”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问她：“您的中国话说得那么标准！是在哪里学的？”
“您太客气了！”张太太谦虚地说：“我的中国话是在中国学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国住过很多年。不过，还是说得不够好。”
街上不是聊天之地，我们说了几句话便告别，各走各的路。
过了不久，张教授从大学退休，从此隐居，我和他失去了联络。
万想不到，在30年之后，我有缘分再见到张教授和张太太，而且是在他们的家里。
一天，有一位刚从远方来的中国朋友打电话来，叫我陪她去探望一位93岁的中国老先生——张博士。
“啊！这位张博士是我认识的！”我欢天喜地地说：“只是，他很可能已经记不得我了！”
到了张博士的家，不出所料，张博士完全记不得我；与我只曾有一面之缘的张太太对我当然没有印象。
30年的光阴并没有使张博士的外貌有太大的改变。他比以前稍为胖了一点，脸色红润，虽然已过90高龄，但面孔上没有皱纹；最显著的改变是，他以前的严肃态度完全消失了，好像冰山溶解般变成一潭清澈的湖水，里面荡漾着温柔、慈祥、善良的笑意。他的头脑仍然清醒灵活，老年给他的惟一累赘是两腿无力，走动不方便。
张太太的岁数看起来比张博士小很多，一点老态都没有。她早已准备好咖啡，在桌上摆好杯碟，放满糖果和她亲手烤的蛋糕，热情地招呼我们这几位客人。
在交谈中，张太太告诉我们，张博士和她刚好庆祝过50周年的金婚纪念。跟着，她把五个孙子和孙女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最后，她用双手郑重地捧出来一个心脏形的小玻璃相框。
“这是我们的三个儿女送给我们的金婚纪念礼物。”她说：“这张照片是我们五十多年前惟一的一张合照，本来是一张很多人的团体大合照。我们两个人的头小得不得了，儿女们把我们的小头剪出来再放大的。”她满脸爱意地端详着她和张博士年轻时的小合照。
“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我诚恳地说。接着，我抓住机会，请求张太太把她和张博士在年轻时怎样邂逅、怎样谈恋爱的故事告诉我。
张太太首先征求张博士的同意，张博士笑着点头。
张太太又说：“我的中国话实在不行，只能做普通的日常对话，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我总是用英文跟张博士讨论，因为他的丹麦文也不太好。那么，就让我用英文把我们的爱情故事说出来，大家都听得懂。”
下面是张太太讲的故事。
在上世纪40年代，我被丹麦的传教士组织派到香港去学中文，我们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都住在宿舍里，当年教我们中文的老师就是张博士。在学生中他对我特别有好印象，常对他的中国朋友说，在他的学生群中有一位金发的丹麦女郎，非常的可爱。
那时，张博士还是一个单身汉，也住在宿舍里。他的房间刚好与我隔邻。宿舍的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与阳台之间隔着一片玻璃墙。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他也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两个人都在阳台上，隔着玻璃墙，他看到我，我看到他。可是我们都很害羞，拿不出勇气来交谈。
于是，张博士开始每天黄昏在阳台上唱中国情歌给我听，我在玻璃墙的另一边听着，我的心在兴奋地跳着。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张博士终于鼓起勇气，把他的手从玻璃墙的另一边伸过来，我也伸出手去。我们两人的手一接触，有如触电，紧握起来。
从那天开始，我们在黄昏时到附近的山上散步谈天。宿舍位于九龙的郊外。那时九龙的郊外尚未发展，仍是农村地带。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十分美丽的黄昏，张博士把我带到一个村落的祠堂。他向我解释，中国人结婚必在祠堂里拜祖宗的神主牌。我立即明白，那是张博士的含蓄求婚。于是，我俩合掌向祠堂的神主牌拜了几下。这样，我们私下里订了婚。
我们两人谈恋爱谈得虽然是那么的沉默和含蓄，但还是被别人发觉。在那个时代，中外婚姻是不被社会接纳的，我所属的传教士组织不赞成我跟一个中国男人谈恋爱，于是把我远派到杭州去做传教工作，张博士则留在香港。他们希望，地理的距离和光阴的潮水会把我们的爱情冲洗掉。
过了几年，中国的内战席卷全境。我没有法子离开大陆返回香港，和张博士也失去书信联络。
只知此君是好人（2）
可是，在一个天色阴霾霾的下午，张博士忽然站在我杭州住处的门外，他手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
啊！他冒着战火的危险，跑到杭州来找我。我们默默地拥抱，感动的热泪从我们的脸颊流下来。
我们在杭州结了婚，我改在一家中学里教英文，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在杭州出生的。当年大家都穷，我们的住处很简陋，没有自来水，我每天到河边去挑水，张博士负责煮饭烧菜。我们虽然穷，但日子过得很快乐。
这样，好几年又过去了。张博士患了相当严重的胃病，需要治疗。于是我们向官方要求，让我们一家人返回丹麦。起初，官方只批准我带着小孩子离开，张博士是中国人，要留在中国。可是，我拒绝走。我说：“我绝对不会放下我的中国丈夫，带着小孩子回丹麦。我要跟我的丈夫在一起，要走全家人一起走，要留全家人一起留。”
我们继续多次申请。
一天，我们9岁的大儿子飞奔进屋子，大声喊着：“妈妈，爸爸好开心，一路笑着回来呢！”
使张博士那天笑得合不拢嘴的原因是，全家人终于获得返回丹麦的批准书。
回到丹麦，张博士在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我也外出做事情。我们积蓄够了钱，就买了这栋小屋子。当年这一带是荒凉的郊区，屋子便宜得很。后来，这地区慢慢发展，人们在我们屋子的四周建筑华贵的大房子。邻居们好像看不起我们这间小陋屋，认为它影响这个地区的屋价。
地方政府福利部也有意把我们两人送进老人院。我对福利部的管理人说：“让我们俩老住在自己的屋子里，只要每两星期派人来替我们的花园铲草，别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自己做，这样反而比送我们进老人院住要省钱得多。”
现在，张博士仍然可以每天炒菜，我只要预先把东西切好。他每天练书法，我每天画水彩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们对人生也满足了。
当张太太把她的故事讲完了。我朝屋子的四周打量，见屋子的布置简单而雅致。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清爽悦目的风景画，原来都是张太太的杰作。在我的眼中，最精彩的画是挂在客厅中央的那副中国字画，白纸上用龙飞凤舞似的书法写着：“化道为身”四个字。这当然是张博士的手笔，也是他的人生哲学。
在我离开张博士家之前，我忍不住要再问一句：
“张太太，您跟一个中国男人结婚50多年，您对嫁中国男人有什么感想？”
张太太无不迟疑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哪一国人，我心中只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人。我感到我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这样好的运气，找到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男人来做我的丈夫。”
张太太的回答，使我感动得眼眶也湿起来。
我们离去的时候，张太太扶着走路困难的张博士，走到屋外的园地上，向我们挥手道别。
他们的屋子很特别，是挨着山坡而建的，屋子和花园都位于山坡的脚下。进屋要走下一段长长的弯曲石阶，出屋就要爬上那段弯曲的长石阶。我爬上石阶后，回头再向站在山坡下的他们挥手。
俯视这对互相扶持的异国老夫妻，我心里又是一阵感动。他们不但种族不同，而且两人所信仰的宗教不一样；张博士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张太太是诚心的基督徒。然而，他们能够跨越种族的障碍，逾越宗教不同的鸿沟，做一对终生恩爱的夫妻。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患难与共、出生入死，不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和艰苦清贫的影响，互相扶持、互相爱惜、互相照顾，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幸福和满足。
张太太曾说，我们的屋子是一间陋屋，但在我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小屋美极了，因为那是一栋有灵魂的屋子。屋子的灵魂就是这对异国夫妻的伟大的心灵之爱。
此刻，我脑海里忽然出现一个幻象：隐居在这栋有灵魂的屋子里的一对男女主人翁是化道为身的人物，将来他们离开这个尘世的时候，他们又化身为道，像一阵清风那样，一起往天空飞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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