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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恒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之中写道：“六日（事实上，是闰五月初七日），报亦披露（章氏被捕的消息），满城风雨，且闻陈梦坡之于与刘保恒皆被捕。……晚上，又哄传章太炎已在捕房写信，劝邹容、龙积之自行投到。后闻邹容已被张溥泉（继）藏匿虹口教士处，得章信，邹即出。”
邹容投案以后，到了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琼斯两个人。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大笑话。事前，清廷竭力想把章、邹等六位引渡，用传统的严刑来逼供，来残害。然而，租界的当局始终不肯。
原告大清帝国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蔑朝廷，大逆不道。”
被告六人之中。足以牵涉到这八个字的大罪的，仅有章、邹二人。程吉甫是苏报社的账房，供称在职务上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陈仲彝是苏报社老板陈范的儿子（是在陈撷芬的《女学报》报馆被捕的），供称本人与苏报社无关。法官问他，“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他答复说，“不能”。钱允生供称本名宝仁，允生两个字是号（也是在女学报馆被捕的），和苏报社也毫无关系。（事实上，他和陈范颇有来往，鼓励陈范革命，曾经自称为孙中山先生，化名钱宝仁。然而，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未求官。他可能只是一位热心分子，染有好作大言的小毛病而已。）龙积之供称，本名泽厚，是广西桂林人，贡生出身，以知县分发四川，到过成都，对于“自立军”散发“富有票”的事丝毫不知。（他和邹容一样，也是自动到巡捕房投案的。）
这四个人，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审问，终于先后被释放。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先被无条件开释。稍后。龙积之于取保以后，暂释。（暂释以后，未再被捕。）
章炳麟供称“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原告’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
邹容供称，年十九岁，四川巴县人，“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当天，会审公廨无法判决。清吏在幕后多方活动，甚至运动了各国驻华公使，通过领事，对会审公廨旌以压力。上海的舆论界，包括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很多对被告表示同情。只有《新闻报》，是站在清廷的立场。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29日）去世。
章炳麟在监狱里始则绝食七天，未死；继则与狱卒冲突，被打，也没有死；终于以顺处逆，安之若素，先后被指定当裁缝，当厨子，以代劳役，颇能抽出时间教邹容佛学，写稿子在外边的报纸上发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会特地叫同志龚炼百与时功玖买了送给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他。到会的有两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也在场，于章炳麟致词之后发表演讲。
《苏报》案到了此时，可谓完全结束。《苏报》本身，在案发以后不久，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陈范带了两个女儿（撷芬、信芳）和姨太太（缳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陈范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依该县县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为生。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其后，他在上海当《太平洋报》主笔，又在北京办《民主报》。最后，在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思想战（一）
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粱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晕（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晕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细说民国创立》二一、康粱（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竞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