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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初版《自序》
今日之人，人人皆可以细说民国的历史，而不会有一个人说得完全客观。我何尝能移例外？我所不同于大家的，只是略有自知“不能完全客观”之明而已。
过去，以现代的人写现代的历史而写得足以聊供后人参考，甚至视作相当可靠的史料的，却也未尝没有。希腊的修昔底德，中国的司马迁，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
进一步说，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而不管现在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肯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
然而，需要勇气。必须是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虽则这任务是自己交给自己的，也必须是自己交给自己的。
我平凡。却也来尝与现代所有的人皆无恩怨。把恩怨一概忘怀，不是怎样容易的事。然而，我更不敢忘怀师教，不敢忘怀修昔底德以来的若干前辈，也时时以后世对我的褒贬，警惕我自己。
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那末，现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