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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兵士，姓吴名英元，前几天向双门底绣文斋订印名片一百张，备作拜年之用，讲好价钱二角五分，在除夕来取。（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名片事件发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亦即除夕以前的两天。）绣文斋到时候只印好了五十张，说是纸张不够；吴英元想扣去六分钱。绣文斋的主人不肯，说纸张比原定的好。这样，彼此争执了一阵，吴英元是北方人，既不会说广东话，也不太懂广东人说的官话，一时性急，用脚踢翻了柜台。巡警（警察）走过来干涉，吴英元说，“你不是宪兵！”但是，巡警人多，硬把他逮捕，将他押往第一巡警局而去。中途，遇到几个新军兵士，想抢救吴英元，和巡警打了一阵，巡警大吹警笛，来了更多巡警，于是新军打败，又被捕去一个兵士。
第二标的标统派人到第一巡警局，要求带回被捕的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被第一巡警局的局长拒绝。次日，庚戌年的正月初一（1910年2月10日），有第二标与第三标几百个新军兵士激于义愤，带了刀枪，到第一巡警局抢出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顺便把第一巡警局的房子也拆了。第五巡警局派出巡警来救，又和新军打了一阵。于是新军一不做二不休，再走到第五巡警局，打死一个巡官，拆了第五巡警局的房子。
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年初一的晚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到初二日的白天，仍不许开。
初二的上午，第一标标统刘雨沛下令全标士兵，取消例有的初一初二初三假期，改开运动会。第一标的第一营前队有几十个士兵不服，大声鼓噪，说：“闹事的并非我们第一标的人，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于是，第二营与第三营的士兵也相率附和，渐渐聚集了几百人，冲到辎重营、工程营、协司令部，抬出不少枪炮与子弹。刘标统竭力制止，被打伤脸部，张协统（哲培）从后门溜走。然后，第一标的士兵，几乎是全标，从燕塘的营地整队而出，到了东明寺，进不了城，便徘徊于第二标与第三标的营地之间。（这两标的营地均在北校场。）
清吏在督练公所开会，推派了现任陆军小学总办，前任第一标标统黄士龙作为调解人，到东明寺，劝第一标的士兵回营。士兵们说。必须先到东门城内附近，找回几十个昨天不曾能够出城回营的弟兄。黄士龙于是带他们到东门，守城的是旗兵（包括满洲人与汉军旗人），旗兵不但不开城门，而且放枪打伤黄士龙与四个士兵，其中黄毓璜伤重不治而死。新军气愤已极，便向旗兵还击，正式打起仗来，一直打到晚上，才回营吃晚饭。
己酉年除夕及庚戌年元旦，广州新军因名片纠纷而与巡警一再冲突之时，倪映典匆匆去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建议提前发动。赵声、黄兴、胡汉民与他讨论了很久，决定把发动的日子提前，改在正月初六。倪在初二赶紧乘轮船回广州，在初三的上午进入第一标炮营，想劝阻同志，再等三天发动。
十点钟左右，炮营管带齐汝汉召集全营官兵训话，叫他们不要上革命党的当。倪映典一时忍不住气，拨出手枪，将齐汝汉打死，宣布起义。全营的官兵，除了队官宋殿魁不肯参加，也被当场打死以外，都跟随了倪映典，走到其他各营，号召了全标一千多人，向广州城进发，占领了茶亭、淑德书院与麻风院等处的山头；倪映典自领一队，到了牛王庙横枝冈，与清廷水师提督李准的吴宗禹部队对垒。
他一马当先，一手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一手挥动指挥刀，领导大家前进。吴宗禹派出管带童长标走来劝降。他责备童长标：“你受过清廷几年的气，为什么也甘心作奴隶？”这童长标也是安徽人，而且加入过同盟会，却是一个恬不知耻，甘心作奴隶的小人！倪映典与童长标交言之时，两军枪炮齐放，倪映典中了一弹，满口流血，坠下马来，被童长标挟持，拖进清军阵地斩首。革命的新军第一标顿时群龙无首，一战而败，阵亡了一百多人，退回燕塘。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候了。清军进驻在沙河的协司令部，不敢对一标继续攻击。一标却在九点钟左右，放火烧营，出营向沙河突袭，但是火力敌不过吴宗禹部，退到瘦狗岭。他们从开始，每人平均只有七颗子弹，这时候已经完全用光。
到了初四日的早晨，清军才敢开到一标营地，却扑了一个空。事后，清军在白云山、石牌、东圃以及城内各处，捕得了三十九人。这三十九人中，被判死刑的有三位：
王占魁 一标二营后队司务长
江运春 一标一营左队司务长
黄洪昆 炮二营右队正目
被判永远监禁的也有三位：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另有两位，古振华监禁八年，林开盛监禁五年。其余的三十一人，一概押解回籍或免罪留营。
完全脱险，逃到了香港的同志，有一百人左右，都由南方支部予以招待，安插。
在广州的几处机关，在初二、初三两日曾经放火响应，都被救火队把火灭了。城郊的民军本想参加，临时筹措不及。二标与三标在初三这一天，被大批清军监视，动弹不得，也只得忍耐下去，等待别的机会。
《细说民国创立》四六、刺摄政王
庚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同盟会会员黄复生与汪兆铭，因谋刺摄政王被捕。
摄政王的名字叫做载沣。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剪文公：xuan，多言、聪明】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姨侄。光绪十六年（1890年），醇贤亲王去世，他袭位为醇王（老百姓称他为小醇王）。
光绪与慈禧在戊申年十月（1908年11月）相继去世，溥仪入承大统，于是载沣便作了“监国摄政王”，大权独揽。他用宣统的名义宣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
他把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免了，又在宣统元年正月把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五月，叫他的弟弟载洵与萨镇冰作“筹办海军大臣”，叫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管理军咨事务”（等于是参谋总长）。宣统二年二月，他把自己所不喜欢的铁良换了，以荫昌为陆军部尚书。
他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在黄复生与汪兆铭看来，杀了他便不难推翻清朝。
黄复生，原名树中，四川隆昌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四日宣誓入盟，那时候同盟会才开过筹备大会，还不曾举行成立大会。丙午年（1906年），他继丁厚扶与张治祥之后，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奉孙中山之命，与熊克武回川，吸收同志，筹划起义。（关于在此前后，四川各地历次起义的经过。附在第四十九章补叙。）在戊申年（1908年）年底之时，他已回到日本，和另一位四川同志喻培伦（云纪），拜梁慕光为师，专心研究炸弹，极有心得，成为革命党人中有数的专家。
汪兆铭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发动以后，奉孙中山之命，去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帝波岛等处筹款，毫无所成，感觉到没有脸再见孙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孙中山复命，而直接乘法国邮船北上，准备暗杀一个清廷大员，为个人雪耻，同时也可以为革命除去一个障碍。
孙中山一向认为革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举动，而暗杀是下策。“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之。”有人把汪兆铭的心思透露给孙中山，孙中山立刻与黄兴联名打电报给冯自由（这时候黄兴已经由西贡到了新加坡），叫冯自由于汪所乘的法国邮船经过香港之时，对他“堵截”。
冯自由完成了这项堵截任务，把汪精卫留了在香港一些时候。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却又偷偷地溜走，去日本找黄复生和喻培伦这两位炸弹专家了。
汪兆铭去日本，便和黄复生、喻培抡、黎仲实、曾醒、方君瑛、陈壁君、胡宁嫒等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日本住了相当时候，又回香港；回了香港，又去日本，其后仍回香港，在这一年之中，仆仆风尘，无非为了作暗杀清廷大员的准备。杀哪一个？在当时，却还没有决定。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书记一职，他似乎也就了，然而并无多大兴趣。
最先去北京的，是黄复生与但懋辛，但懋辛是四川荣县人，在乙巳年八月十九日加入同盟会。黄、但二位于己酉年（1909年）九月到北京，准备设一个“守真照相馆”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于庚戌年（1910年）正月初一开张，作为他们革命活动的掩护体。另外，在“东北园”也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住所与机关。十二月间，汪兆铭与黎仲实、陈壁君、喻培伦来到，共同积极进行。他们带来的炸药，是杨守仁在苏格兰买了、寄到香港或日本的。
他们最先想杀的人，是载洵。那时候，载洵由欧洲考察海军完毕，乘火车归国，在某一天到达前门外东车站。黄复生等六人事先做好了炸弹，这炸弹的外貌是一个铁茶壶，由黄、汪二人带到东车站静候载洵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之时，向他摔去。（黄复生在《自述》之中，说是载涛与载洵同时考察完毕归国，可能为传闻之误。）不料，当载洵将要出站之时，站内站外的大官太多，都是戴了红顶子的。黄、汪二人认不出谁是载洵，怕炸错了别人，于心不忍。因此，他们不曾动手，仍旧带了铁茶壶回东北园。
杀不了载洵，他们便想杀庆亲王奕劻【剪文公：kuang，劻勷kuāngráng 急迫不安的样子】。奕劻的嗣父绵悌与生父绵性都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庆亲王永璘的儿子。论血统，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只是远房的叔侄。但是，奕劻自从慈禧专政之时，便已煊赫一时，是有名的大贪官。黄复生等几位以为杀了这奕劻，也未尝不是有助于革命的一件事。然而，奕劻戒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