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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廷已一再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期限是九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粱为首的立宪党（政闻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被同盟会员张继等人捣散。其后，政闻社的分子参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设的咨议局，以咨议局的名义派出代表，向清廷请愿“早开国会”。汪兆铭的供词，可算是避重就轻，不强调反清，而集中火力攻击这些请愿早开国会的人。
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统辖全国警察，因此这炸弹案归他主管。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黄复生与汪兆铭说好话。他也亲自看了黄、汪二人的供词，忍不住对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赏。
善耆向摄政王疏通，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摄政王本想置黄、汪两人于死，听了善耆的话，就答应从宽，判以“永远监禁”。善耆自己亲自到拘留所里分别看了黄复生与汪兆铭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又叫人把他们二人带到他的王府，在客厅里闲谈，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民报》增刊‘天讨’所插的画很好（指苏曼殊所画的翼王夜啸图、射孤图等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汪兆铭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善耆听了，便竖起大拇指，说：“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还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这一天，黄、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狱。和他们同时入狱的，有一位罗伟章（召劝），是守真照相馆的“司事”。罗被判了十年。
他们三人在刑部监狱里住了十七个月，因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质问，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释放。汪兆铭于释放以后，与袁世凯攀上交情（传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杨度共同组织了一个什么“国事共济会”，劝孙中山下野，捧袁世凯当大总统。黄复生却在释放以后去了天津，与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吕超、田桐、杨禹昌、张先培、税绍圣等人，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努力于支援革命军、策动京津响应的工作。罗伟章的下落，待考；他本来就不曾参加刺摄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黄、汪二人坐牢。
黎仲实与陈壁君在香港听到黄、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屿）一次，筹款营救。陈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亲住在庇能。黎、陈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龙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筹划营救的事。喻培伦也从日本赶来，共同进行。李佩书也搬进去住。胡汉民从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里，秘密商谈。胡汉民一向与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才绝交。汪在北上以前，写了血书给胡，写的是“弟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难，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奋斗，忍受煎熬。胡把这血书，一直藏在身边。到了辛亥年广州光复，才在“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索饷）之时，于仓猝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黎仲实、陈璧君、赵声、邓泽如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数款项，带来香港。其后，黎仲实与陈璧君再去北京，想设法保黄、汪出狱。胡留在香港，不久应孙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屿）开会。开会的结果，产生了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细说民国创立》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辛亥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赵声
秘书课 课长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洪承点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Vancouver）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冯自由本来是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的，在庚戌年夏天辞去这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城，就任《大汉日报》主笔。创办《大汉日报》的人，是温哥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和几个对保皇会不满的洪门兄弟。在此以前，由于康有为、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来过加拿大，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洪门兄弟的大多数都受了他们的宣传，不仅捐出了大批款项给他们，而且也设立了不少处的保皇会分会。
冯自由到达温哥华之时。《大汉日报》已经出版了半个月。前任主笔张泽黎虽则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报》当过记者，却因为身兼清廷领事馆的书记，在言论上不便多所发挥。冯自由一就任，立刻对保皇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将它击溃，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门兄弟恍然于保皇革命之间的分野，也获得大佬（盟主）马延远、先锋（纠仪员）谢秋、先生（书记）张辉、与众叔父（老同志）的嘉许。冯自由本人是洪门的一分子，于甲辰年（1904年）在横摈（人闱），位居（草鞋）（将军），因此而在争取洪门兄弟的工作上获得极大的便利。结果，保皇会温哥华分会会长黄孔昭与《日新报》前任记者何卓竞，以及若干保皇会会员皆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了革命队伍。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肚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
不久，冯自由陪同孙中山，到了维多利亚城（Victoria）。该城的致公堂兄弟于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
其后，多伦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后，也捐出港币一万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干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
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