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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坤与马明熙、徐达明等人约定:(一)把同志分为三组,轮流向前冲进;(二)每到一个巷口,在驱走敌人以后,就留下几个同志把守。果然,同志们得到轮流的机会,愈战愈勇。若干与保安门正街成为垂直线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门正街,暂时都被肃清。熊的主力,到达望山门正街的陈宏发酱园门口,离开督署东辕门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后面的同志纷纷溃退,谣传望山门城墙上的清军已经走上城墙,将革命军拦腰冲断。事实是:清军并未如此,而是第八镇司令张彪本人带了机关枪手与辎重营的兵两队,与几十名武装消防队,走上了望山门一段的城墙,一面对熊路的三个组射击,一面在城墙上向东伸展,与革命军的墙上部队接触。墙上部队,受到武装消防队的两次冲锋,死伤颇众。“督队”阙龙受了重伤。若干同志因而气馁,颇有退后与跳下城墙的,把保安门城墙上的两尊过山炮丢了。领队的伍正林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护住,其余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动,陡然之间士气百倍,扎稳了阵,清军不能再进。革命军的保安门阵地与两尊过山炮安然无恙。
当城上部队扎稳了阵之时,熊秉坤城下部队已经败退到了津水闸。熊和马荣、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选四十名敢死队。这敢死队顷刻之间便已组成。参加的人包括:
熊秉坤、胡效骞、马荣、伍正林、马明熙、吴醒汉、杜武库、扬选青、徐少斌、彭纪麟、纪鸿钧、徐绍儒、陈振武、饶春棠、林振邦、陈连升、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赵道兴、宋厚德、张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这是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所记下的名单,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写下的名单,与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陈连升”写作“陈连魁”,称这二十四人为“前锋”。李廉方的说法可能是根据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敢死队尚有一人:胡春阳,见于李廉方的书,页一00,说他“被扫射而伤腿”。)
熊秉坤说,胡效骞是敢死队的领队,他自己是押队。
敢死队的作战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个巷口,以防免埋伏与拦腰袭击。他们带了武器与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气从津水闸冲过保安门正街,直达督署的东辕门放火。
清军这时候方集中注意力于革命军的城上部队,没提防敢死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上前来,竟然连东辕门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辕门去。敢死队的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十几位乘势追到西辕门。
不料,督署内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马明熙等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候,纪鸿钧奋不顾身,手提一箱煤油,冲进督署的门房,在门房内放火,门房顿然烧了,烧及了大堂,机枪手作鸟兽散。胡效骞等十几位同志转危为安。纪鸿钧本人被烧死在门房里面。
在纪鸿钧以外,敢死队中牺牲的同志,仅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张彪在保安门与望山门之间的城墙之上,见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墙,经吴家巷出平湖门,带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瑞瀓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签押房”中了一颗炮弹之时,便自行拆毁督暑的后墙一段,走出望山门,登上楚豫兵舰,开去汉口江面,躲在外国兵舰的后面。
黎元洪於工程营起义以后,仍旧坐镇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标附近)。他亲自动手。杀了来自第三十一标的周荣发同志,也杀了第四十一标的企图冲出营门去响应革命军的邹玉溪。他叫标内的“第三营”兵士站到营墙上去,命令他们:“如果有人来攻,便开枪打。”(这时候,该标仅有第三营一个营,第一营已开往宜昌,第二营已开往岳州。)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外面枪声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张难先本人不曾参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战争。他的记载全凭传闻,错误自然在所难免。事实是:阙龙与郑继周、王世龙三个人,在起义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标进城以后,同志们对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发了一炮,把该营的管带谢国超吓走,于是胡廷佐、左国栋、岳少武、李忠义、胡春阳等多人,“一哄而出”。出来以后,一部分随同胡廷佐、左国栋向西走,并入蔡济民部,占领善后局、官钱局、电报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布政使衙门);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阙龙、王世龙、郑继周,“随伍正林部跟进”。因此之故,在阙龙负伤以后,胡春阳才有机会参加熊秉坤与伍正林所组织的敢死队。
王世龙可能也是敢死队的一分子。敢死队冲近东辕门之时,王世龙便和杨选青奋勇而前,到钟鼓楼放火。王世龙中弹而死,杨选青安然无恙。
王世龙与杨选青在钟鼓楼所放的火,与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的火,以及比这两处稍前,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帮助了炮队同志,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蔡济民的贡献,在于达成了邝名功所未能达成的任务:攻督署之后(北面),以牵制敌军,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军,克奏肤功。
蔡济民始则绕出紫阳桥之北,指挥张鹏程等冲到王府口西口,与“大街”交叉之处,继则令张鹏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后则分派胡廷佐等占领善后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后,蔡济民尚在官钱局门口,指挥对藩署军事。清方的“藩台”(布致使)连甲,有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搂作困兽之斗。不久,第四十一标的李忠义,占领风凰山炮台,动用凤凰山的要塞炮;马骥云也去了蛇山,通知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