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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荆家庙，于炮声隆隆之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革命军进抵“三道桥”。
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
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黎元洪的学识，本极有限，而况对革命始终没有信心。参谋长张景良，根本是一个找机会向清廷报功的内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济民、张廷辅，虽则于起义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长，皆没有受过指挥大部队的教育。比较高明的是吴兆麟，也不过是受过“参谋班”的短期训练而已。
革命军在起义前后，不曾把驻扎在武胜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第三营联络好，是一大失着。（该营也有文学社的同志，营代表是赵承武。）更大的失着，是没有藉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的战胜之威，运送几个协的兵渡江，一举而绕过或冲过嗫口北上，占武胜关。
何锡藩的主力，仅有第二协一协。这一协正如其他的各协，包括极多的新兵，而且在恶战两日以后，伤亡不少，未伤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锡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队扎在造纸厂，不曾采取攻势。
在武昌的蔡济民、吴醒汉等若干同志，急于扑灭敌人而不明了实际情形。李廉方说：他们相约多人往造纸厂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挥”下令进攻，“并分赴其部队内鼓吹速进。”
徐少斌表示，愿意带他的敢死队第四大队去打头阵。何锡藩于是派第四标标统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加派谢元恺的步兵一营（第四标第三营），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与炮队一队参加。其余的部队留在造纸厂，准备支援。
午后一点钟出发。序列是胡效骞领敢死队第四大队的第一排，作为尖兵。在尖兵之后三百公尺，徐少斌领了第二排与第三排，作为“前卫本队”。在前卫本队五百公尺以后，是所谓“中队”，亦即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再其后，是谢元恺所直接指挥的第四标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炮队则布置在铁路线二道桥之东的路堤，作为掩护。
如此的“纵深序列”，用之于平日的行军则可；用之于大敌当前、左湖右江的狭道，真是犯了兵家大忌。
徐少斌前进到二道桥之北，向嗫口之敌射击，敌方不还一枪。徐少斌再进，进到三道桥之中段，李廉方说：“敌以机关枪多架，堵塞隘路口，对我扫射。少斌当即中弹坠水而死。……惜乎少斌死义，犹未使军（政）府悟战略之非也。同时阵亡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远不如敌，遂于午后四时。皆退回造纸厂。”（革命军只有过山炮，而清军有“管退炮”。）
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失败，虽则是损了一员猛将，就大体而论，尚不过是一个小挫。
然而武昌方面却因此而“临阵易将”，于何锡藩之上加派一个根本不可靠的张景良作“指挥官”。
张景良是“汉军”旗人（祖先是以汉人而降附满洲，纳入八旗系统的），和第八镇宪兵第八营营长寀清阿是亲戚，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很受张彪赏识。革命同志占领武昌，捧出黎元洪当都督以后，叫张景良当参谋部部长（简称参谋长）。他曾经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进黎元洪的卧室，哭着跪求黎元洪不要对清军下攻击令（那时候清军在汉口的仅有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张难先说，为了这件事，张景良被同志们逮捕，关在牢里。李廉方没有作如此的记载，只说“同志欲致之法，经解说而免。”
在徐少斌阵亡的消息传到武昌之时，同志们十分激动，纷纷表示对何锡藩不满。张景良这时候向黎元洪自告奋勇，说何锡藩是他的老部下，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锡藩听话；他说，他很想杀敌立功。据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记载，蔡济民对张景良颇为支持，而李翊东坚决反对。
黎元洪立刻就委了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这一天，是那一天？以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书中的语气来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张难先把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标明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后十一时半”。不过，张难先关于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战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战，每一次都记早两天。（原因何在，殊为费解。）
黎元洪的这次命令，除了发表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以外，有这么一句话：叫张景良“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进攻嗫口之敌，但攻击计划及命令须先呈报军政府。”
张景良到了汉口，应该根据黎元洪的命令，起草一个攻击计划，及准备以自己的指挥官名义颁发给部队的作战命令，呈报给军政府。他却并不如此，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亲自到各部队找部队长，叫他们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对敌人进攻。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怎能越级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给指挥官张景良的命令而行动起来呢？而且，怎样行动，谁在左翼，谁在右翼，谁在前，谁在后，在事实上也得先由指挥官作一番指定。他们要求张景良，另行以指挥官的名义颁发一个较详细的命令给他们，张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张景良送攻击计划与作战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时，毫无音信。于是杨玺章、蔡济民、蔡国光、徐达明四人，便请准了黎元洪，派他们渡江来调查。他们来到了刘家庙张的司令部，责问张，张说不出理由。杨玺章就替张拟了一个作战命令，张只得同意。这命令，一面派人呈报黎元洪，一面在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下午三点钟发出给各部队。内容是：（一）定于明日对敌军进攻。（二）第二协于拂晓由三道桥进攻敌军正面。（三）第四协第八标于拂晓由藤子冈进攻敌军侧面。（四）炮队第一标于拂晓分别布炮在一道桥与二道桥的路堤，均对三道桥附近射击。（五）第四协第七标及敢死队二大队皆为预备队，集合在造纸厂西南端。
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并不还枪，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端之时，敌军的机关枪便不是刺刀所能对付的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之中，从头到尾，最吃机关枪的亏。清军有机关枪，而革命军没有。）
谢标依然勇往直前，一冲再冲，阵亡了二百多人，伤了七十几人，等于是损失了第一营全营。谢标的其他两营，只得退到二道桥的江堤。到了天明时候，清军不但用机关枪，又用了炮，向谢标射击。虽则革命军有炮与清军对轰，然而压不住清军的炮。结果，谢标退回到造纸厂。
第四协第八标于张廷辅的统率之下，在拂晓由藤子冈乘船，渡到嗫口之右，李廉方说，“因地势低洼，崎岖难行，又敌防范严密，不便前进。后见正面谢标已退，故亦仍回原防。”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九月（初）一日，两军以炮队交击。是日正午，革命军步队约一标向三道桥北进战；至未（时），革命军不克而还。”这一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错误。
日本领事馆在阳历10月22日下午六点钟发出电报，说“革命军渡过沙口铁桥，与清军在沙口西北约八千公尺之嗫口车站前，以铁桥（三道桥）为界，自上午十时接战，至下午三时，占领其车站。清军之大部队伍退屯至祁家湾与万家店之间。是役双方死伤均轻。”这一封电报，显然是根据传闻，与事实大不相同。
谭人凤在《牌词》里说，“九月（初）一日，战于嗫口方面，压迫北军于七里口（沟）第三铁桥以北，‘不追击而返’，致北军再出而据第二铁桥，以嗫河为界，则民军之失算也。”谭人凤这番话，似乎是在责备谢元恺打胜了敌人，反而“不追击”，又而拱手给敌人以三道桥与二道桥。——这真是错怪好人。
九月初二，军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领工程营带了要塞炮到汉口，帮助炮队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时构筑防御工事。要塞炮刚刚放好，便开始对清军射击。同时，敢死队第一大队与第三大队，也开来汉口。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二日未初（下午一点钟），革军施巨炮连环射击。我阵坚，且有（掩）蔽，弹不能中。寻侦知我山炮药弹将罄，驱敢死士六百人出三道桥来猛扑，步队动，几不支。（第三混成协第）四标（第）三营管带田某，搏战至酉（下午五点钟），革军不得前，唱军歌而返。”
谭人凤说：“是夜（初一日的夜里），焦达峰光复湖南电至，民军气愈旺。次日，复占领第二铁桥。”
九月初三，革命军在午前五点钟，由二道桥左边向三道桥清军的前卫进攻。清军以大炮六门，放在三道桥后面的小山之上，对革命军猛射，将革命军击退。这一天，清军有炮队一营，带了管退炮从北方来到增援，便决定了此后对革命军逐渐采取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