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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同时它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些补助金或贷款直接给了受援国的私人部门，而不是直接给予政府。去年，约翰·B·霍利斯特在他以国际合作管理处领导人的身份退休之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资金总额中应有更大的份额流向私人企业。这一变更——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不可能得到深入的贯彻——将削弱经济援助计划加强政府部门这一趋势。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趋势．我们几乎不可能使与它们的政府不相一致，或为它们的政府所反对的企业得到资金。所以最后的结果几乎没有多大的不同。
许多对外援助的支持者们认识到：其长期的政治影响与自由和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些特殊的、情有可原的情况为借口。例如，某一特定国家的当权集团可能暂时地处在一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而这个政权的被推翻却可能意味着反民主势力的上台。而经济援助可能会帮助这样一个政府渡过暂时的政治危机。然而，他们的主要回答是：在不发达国家当中，经济的发展是自由与民主的前提条件，而经济援助将促进这一结果，所以，总的来说，经济援助促进了政治自由。这种观点把第一种影响，即经济援助的经济影响看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对于政治影响来说亦是如此。
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信念，依次地是以下述三种基本主张为依据的：第一，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获得。第二，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他们自己提供所需要的资本；第三，政府广泛的中央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三个主张充其量不过是使人误解的、部分真实的陈述。资本的增加对于发展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资本越多越好。但资本的提供方式却会对其它方面产生影响。古埃及的法老们筹集了巨额资本来建造金字塔，这是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然而，从促进埃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自我提高这一根本意义上说，这种资本的形成明显地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现代埃及在政府的领导下修建了一座钢铁厂，这也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但它是对埃及经济资源的消耗，而不是对经济实力的贡献，原因在于：在埃及生产钢铁的成本，要比在其它地方购买钢铁的成本高得多；它不过是金字塔的现代等价物，所不同的只是维持费用更高了。这种现代不朽之作绝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当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给予那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压力从而导致这种现代工业主义的象征的政府时，这种情况几乎毫无疑问他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现在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在政府所拥有的、或政府所补贴的国际航空公司这一象征上面浪费钱财；而且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想要它自己的钢铁工厂，以作为另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不朽的功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作为一种有形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标志，在政治上的确可能是需要的。如果对不朽功业的欲望马上就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使得它们拥有对国家资源的第一要求权，而同时这种要求又是如此地有限，如此地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它们的限度不依赖于可以得到的资源，那么，不朽功业的建造可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严酷的生活现实，但与国外经济援助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遗憾的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这种欲望的增长是由使它得到满足的东西来推动的。在代价极小或者毫无代价的情况下资源的获得，不可避免地会刺激该国对不朽功业的建造。这样一来，虽然国外援助资金最初可能增加了某国可以得到的资本，但它们也会导致用在实属经济浪费的项目之上的资本数量的显著增加。
人们会问：难道不能通过我们对给予各国政府的资本的用途上的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吗？如果我们采纳了将资金直接给予私人企业这一建议，那么能否更为直接地避免这些问题呢？即使撇开对我们给予的资金进行严格控制的任何打算所带来的政治问题不谈，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首先，存在着纯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的援助金仅仅是该国可以得到的总资本中的一部分。仅仅是该国政府可以得到的资金中的一部分。在不对其它资金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仅仅对这一部分资金的用途加以控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其作用不过是改变一下簿记：任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项目都被处理为用我们的资金来供给。而那些不朽的功业将靠本地的资金来建造。这样一来，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就要求我们对该国的整个资本投资予以控制，而这种办法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但即使行得通的话，问题也绝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我们不过是在用一个中央计划集团来取代另一个中央计划集团。这引出了第三种主张，即政府的中央计划为经济发展所必需。
在转向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观点：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它们自己储蓄并提供资本。这里，所谓的事实也同样是最令人怀疑的。当前的发达国家曾经也是不发达的。它们的资本从何而来呢？关键问题不是可能性问题，而是动力问题，及适当的方法问题。几代以来，正如货币问题作家经常指出的那样，印度是贵金属的“海洋”。存在着大量的储蓄，但却是以金银的积累这一非生产性的形式存在的。在非洲，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的土著人，在对他们的产品的市场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大面积地拓展了能够耕种的土地，尽管在有记载的储蓄数字中很少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种活动确实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如果条件适当的话——这意昧财产是安全的，既不会受到私人的侵犯也不会被政府所没收——那么，国内资本可以为国外资本所补充。当然，很多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无法吸引外资；在大部分这些国家当中，事实上，当地所拥有的资本却被投资于国外，而且原因是相同的——即因为不存在有利于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环境。在这一方面，同样，政府对政府的援助金很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它们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加强了政府部门的力量，并减少了政府保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环境的压力。我们可以而且确实可以力求通过利用我们的援助金从该国政府那里得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的“让步”，来抵消这种影响。但这很少是一种完全的抵消——政府部门客观权力的变化，可能会最终远远地超过我们对暂时它应该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种种限制。所以，俄们的援助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内部或外部的其它来源中可以得到的资本的数量的减少。
简而言之，如果某种概括是合理的话，那么就是：资本的可得性尽管十分重要，但却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业已成熟，那么资本将很容易得到，如果其它条件不成熟，那么所得到的资本将很有可能遭到浪费。
现在让我们转到这样一种主张上来：经济发展要求要有中央政府的控制与计划，要求要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发展计划”。同样，这一主张当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毫无疑问地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必须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的社会结构；它必须提供法律与秩序，以及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此外，在促进某些基本的公共设施如基础教育、公路、及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上，政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有助于新的或得到改造的技术知识的传播的扩展活动而作出重大贡献。政府可以进行约其它一些这类活动不胜枚举。
但这些活动中没有一种要束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或详尽的投资控制。而且这种中央计划很可能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帮助。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改变旧的行事方式的过程，是一个向未知挑战的过程。它要求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最大限度的试验可能性。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测出国家生产资源的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是什么。然而，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的实质却是：它引入了僵化与非灵活性。它所涉及的是应该进行什么活动的中央决定，并使用中央权力与命令，来坚持与这一决定的一致性。
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值况：很多不发达国家中的现任政府官员或潜在的政府官员，与现有的或潜在的私人商人一样，有能力判断哪些方面的活动将是有利可得的，并且有能力来管理各种工厂。然而，让私人企业进行尽可能多的活动会带来一种至关重要的好处。私人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所以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来进行明智的、妥善的选择。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掌握着关于某些特殊情况的更为详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政府官员是不可能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政府的决策多么英明，都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只有认识到这些错误才能进步，只有放弃这些不成功的冒险才能前进。允许不成功的私人冒险归于失败至少还有几分可能性。但若让不成功的政府冒俭归于失败这几乎是不能的——除非这一失败与英国的落花生冒险一样地臭名远扬。这些错误将只是通过补贴、或关税保护、或禁止竞争等手段而掩盖起来。如果说从有关政府经济活动的广泛实践中能够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的话，那么就是：一项政府的冒险事业一旦建立起来，就绝少有放弃的时候。而且几乎同样明确的是：与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的私人相比，政府官员的经验较少，灵活性较弱，适应性较差。
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将千百万受愚昧、习俗、传统所束缚的，并有能力、勤勉、精力充沛的人们的能量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