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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比来自于另一假说的预测更为经常地）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实践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可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到某一假说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时（并不十分准确），我们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避免误解，可能有必要明确一下：我们用来检验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预测”，并不一定非得是对尚未发生的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是对将来事件的预见。它可以是对业已发生了的现象所作的预测，但前提条件是对这一现象所作的观察尚未进行，或者是虽然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业已作出。但进行预测的人尚不知晓。例如，在其它一些情况已知的情况下，某一假说预测在1906年将会有某些情况发生。如果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所作的研究表明，在1906年某些情况确实发生了，那么该预测则得到了实践的确认。反之，如果研究表明在1906年某些情况并没有发生，那么该预测则与实际情况发生了抵触。
从这种意义上讲，某一假说的合理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对其它假说进行取舍的标准。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数量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但可能的假说却是无限的。如果存在某一种假说与可得证据相一致，那么一定还有无数的假设也与这一可得证据相一致。例如，假设对某一特殊消费品所征收的一种特别货物税，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其上涨幅度完全等同于税收的数量。这与竞争情况下稳定的需求曲线、水平的且稳定的供给曲线是一致的；但它也与竞争情况下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发生必要的相应移动后的斜率为正或为负的供给曲线相一致：它也与垄断情况下常边际成本及稳定的需求曲线相一致，只是为了取得上述结果要求后者具有某一特定的形状；等等，等等，无穷无尽。这一假说所适应的另外一种证据可以起到剔除上述某些可能情况的作用；但它绝不可能把这些可能性削减为一种，而独自地与这一有限的证据相一致。对那些与可得证据同等一致的假说所进行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虽然我们一致同意这样的观点：对选择所进行的考虑应以“简洁性”与“成效性”为出发点，但这二条标准的本身就意味着否定完全的有目的的简化。一理论越是“简单明了”，在某一既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也就越少；一理论越是“富有成效”，它对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越精确，而且该理论进行预测所依据的范围也就越大，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也就越多。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虽然也与评判的标准有关，但只起一个辅助作用；二者的作用在于确保该假说能够正确地阐明宗旨，而且做到使每一个研究该假说的人的理解都准确无误——在这里，它们与统计计算中对数字精确度的检验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对社会科学中某一特殊预测所作的检验，很少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来进行：这种实践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意在消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干扰因素。通常，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我们的检验、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所谓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并不能反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既是因为“无法控制”的实验并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就是一例），又是因为有控制的实验与无控制的实验之间的差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没有哪一种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同时每一种实验中又都存在着部分的控制，这是因为某些干扰因素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实践所提供的证据是大量的，而且常常是确定性的，犹如经过了设计的实验一般。所以，无法指导实际情况并不是通过预测的成功来检验假设的根本性障碍。但如此得到的证据在解释上却要比前种情况困难得多。它常常是复杂的，而且总是间接的和不完全的。对这种证据的收集常常是困难的，而且对这些证据的解释通常需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工作，同时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推理判断，而这些很少能够真正做到把握事物的真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所带来的大量的直接证据与经济学之无缘，的确妨碍了检验假说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与这一情况在取得合理的结论，及在由可得证据所证明了的结论上取得一致意见等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困难相比，前一种妨碍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它使得人们对失败的假说的摒除工作进展缓慢且困难重重。这些失败的假说很少永远告别经济舞台，相反却总是一再出现。
当然，这些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时，实践所提供的证据与有控制的实验所能提供的证据几乎一样地直接、大量与确定。也许，最明显的重要例证要数通货膨胀问题。这种通货膨胀证据是服务于这样一种假说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必然伴随着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这里，这方面的证据是大量的，且为对这些证据加以解释所需要的推理判断较少。然而，尽管存在着大量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事例，但这些事例与货币存量的大量增加之间的本质上的—一对应关系，及在其它相关的情况下的变异程度等，决定了每一次新的通货膨胀体验都必将带来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不仅仅是来源于非职业经济学家的人民大众。反对原假说的观点认为：货币存量的增加或者是来源于由其它因素所导致的价格上涨的偶然性影响，或者是价格上涨的一个完全偶然且不必要的附带物。
检验大量的经济假说的困难性所造成的一种影响就是：它使得我们的检验工作退回到纯粹的正统或繁琐分析中去。正如我们业已阐述的那样，繁琐重复在经济学及其它科学中，作为一种专门的语言或“分析编排体系”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外，同样是同义反复的正统逻辑学与数学又成了这些问题的重要工具：检验判断推理的正确性；发现假说的深刻含义；确定是否一系列被假定为不同的假说的确不可能是等价的，或者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等。
但是，如果一经济理论想保能够预测未来，而不仅仅是描绘行动的结果，那么仅作为一个同义重复的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如果一经济理论想要有别于模糊数学时，那么仅作为一个同义重复的体系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同义反复的实用性本身还将最终地取决于关于将某一棘手的实际问题划归某一种类的那些假说的可接受性。
通过预测而对经济假说加以检验所具有的困难造成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它使人们对经验证据在理论著作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在下述两个虽联系紧密但并不相同的阶段中，经验证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构造假说的阶段，二是检验假说的合理性的阶段。完整且详尽的经验资料，作为我们将通过假说而予以概括总结或“加以解释”的实际现象的代表，除在提出新假说时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外，还被用来验证一假说确实说明了它旨在说明的问题——即该假说对某一现象所作的阐述并不与人们业已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在某一假说与人们掌握的实际资料相一致的情况下，人们对该假说所作的进一步检验，是要将那些事先并不知道然而却可以从实践中观察到的新因素从假说中剔除出去，同时还要对这些被剔除的因素加以检验，以了解这些因素与其它的经验证据之间的背离情况。为了使后一种检验同前一种检验密切相关，那些被剔除的因素必须与该假说旨在说明的问题同属一类现象；而且对这些被剔除的因素所作的限定必须足够地准确，从而使得人们所作的观察能够证明这些因素是不正确的。
构造假说与检验其合理性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进入每一阶段的那些特定的因素，是由资料的收集及某一特定的调查者的知识水平所决定的一个偶然现象。被用来检验某一假说的内涵的那些因素可能同样适当地属于被用来构造假说的那些原始资料，反之亦然。第二，创立一假说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所谓的最初阶段本身也总是要涉及到对一系列早些时候提出的、以实际观察为依据的假说所进行的比较。这些假说的涵义之间的相互矛盾，成了促进人们构造新假说或修改原有假说的始动力。所以，这两个在方法上截然不同的阶段，在实际进程中又总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
人们对这一简洁明了的过程所产生的误解，主要在于下面这一表述：“该假说是为解释这一类现象而提出的。”社会科学中，对这一类现象的新证据的获得十分困难，而且对这些新证据与该假说的含义之间的一致性的判断也十分困难，这些情况使得社会科学试图作出这样的假设：其它的、更为可得的证据与该假说的合理性是同样相关的。这就等于说假定假说不仅具有“含义”，而且还具有”“假设”；这些“假设”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是检验该假说的合理性的标准——这一标准或者不同于通过含义所进行的检验，或者是对通过含义所进行的检验的一种补充。这一为人们所广泛持有的观点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还成了更多的缪误产生的根源。它不仅没有为不合理的假说向合理的假说的转化提供捷径，相反却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