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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而相互转换。所以，货币存量可以由内部确定。从1879年到1914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所限定的、且在实际当中所保持的固定比率同黄金相兑换。这样一来，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不得不处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在不存在异常的黄金波动的情况下，能够使国际支付大致平衡的货币存量及内部价格水平。尽管——毫无疑问——在短期当中存在着某种灵活性，但货币存量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1879年前后到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美国的单一银行体制分为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非国家银行各拥有总存款的大约一半，且二者都不受制于任何的中央控制，财政部偶尔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责任时的情况除外。
从1914年到1993年，美国的货币继续固定地与黄金挂钩，但是具有此种挂钩的其它国币已为数较少。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且外贸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业已变小。所以，与早些年份相比、美国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纽带更为松驰。此外，联邦储备法案不仅对大部分银行系统建立起了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成立了这样一种机构：它可以有计划地加以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支付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1933年早期，美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纽带被割断了。一年议后，在一不同的比率上这种固定的纽带又重新建立起来．然而，这时重新建立起来的、且从那以后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与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黄金已从流通中消失，且货市黄金的私人所有权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国币不再可以自由地、以一固定的比率与黄金相兑换。货币与黄金之间纽带的松弛，及随之而来的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纽带的松弛，在其它国家中得以完成，其中许多国家在完全割断国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甚至走得更远。今天。黄金主要地是一种价格固定的商品，而不再是美国或世界货币体系的关键所在。然而，历史的继承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的工具的使用，使黄金仍然具有为任何其它的政府限定价格的商品所不具有的货币重要性。
由于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1934年银行系统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实行似乎完成了联邦储备法案所未能成功的事情：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信心的丧失迅速地扩展为银行恐慌成为不可能，银行恐慌是因公众方面大规模地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而产生的。
货币安排方面的这些变化叽显地改变了决定货币存量的力量。结果是：它们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例如，在1914到1960这46年中，当某种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动情况负有明确为责任时，与前明年的情况相比（那时货币存量是由金本位的半自动机制所决定），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更为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战末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早些时期相比，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动在数量上则较稳定得多。
改变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下述三个变量，而我们已经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是十分有用的：强力货币存量；公众的存款与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间的比率；
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存款准备金之间的比率，这里，我们将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定义为等同于商业银行系统的强力货币总持有量（见图 示 83）。
强力货币存量是在数学上说明货币存量的变动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不同的时间里，强力货币方面的变动却是由不同的力量所引起的：在美钞时期内，主要地是由政府的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动所引起；在1879－1914时期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国家银行票据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起，但主要地是由黄金的流动而引起；在1914－1960期间内，主要地是由未清偿的联邦储备信贷方面的变动所引起，然而1934－1940这些年份却因黄金的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出现了明显的例外情况。
主要在金融困难时期，存款…现金比率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在每一金融困难时期内，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的丧失都会导致公众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从而使存款…现金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了强烈的下降压力。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被期望为能够消除存款…现金比率方面的此类变动所具有的货币重要性，办法是当公众希望以现金来替代存款时，在不要求存款多倍减少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的现金绝对数量增加的途径。然而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这一目标。在从1867－1960这93年中，最为显著的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当中，存款…现金比率下降到不足于初始水平的一半，且仅在3年的时间里便使三十几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仅是在存款的更大幅度减少的代价下才得以实现，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去1/3。1934年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开始建立才最终地、决定性地改变了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情况。从那以后，在短期当中这一比率从未遭受到剧烈的波动，但将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尽管存款…准备比率通过在商业扩张时期普遍上升，在商业紧缩时期普遍下降而有着更为连续的次要作用，但是，同存款…
现金比率一样，存款…准备比率在金融困难时期才拥有其主要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公众通过降低存款…现金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必须通过力求加强其准备而应付此种局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存款…准备比率也对应于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在美钞时期内，由于国家银行的日臻完善及非国家银行的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准备比率有了显著的上升。在1897…1907这10年中，这一比率又一次地上升，这部分地起因于财政部所担负的、更为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的恢复。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后，这一比率再一次上升，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既降低了法定准备要求，又给银行以信心：在需要的时候，在其它一切都失败以后，它们还有一个现成的、最后的贷款人可以依靠。1930－1933期间的货币崩溃，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使得存款…准备比率从其1929年的全期最高水平，下降到（10年以后）略高于我们的时间序列开始时的1867年水平。1930…1933期间的经历使银行知道了不能在流动性方面依靠联邦储备系统；银行根据它们在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它们的准备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1936－1937期间法定准备要求的连续提高使银行在其偏好方面发生了又一次变化；同样，它使银行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从那时起，随着存款保险在消除银行挤提风险方面的作用之逐渐被认识及早期经历的影响之逐渐消失，存款…准备比率持续上升。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要求方面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将回到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力量方面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变更，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经确定下来，则很小存在任何改变。对货币存量有冲击作用的那些外部力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响作用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问题
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二者择一的影响方向的起源问题。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是在随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不能是在随货币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这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拥有某些独立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随此以外的、第三种影响因素系列所发出的共同之声而起舞。对在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范围广泛的定性证据加以分析所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在于：它为对这些关于所观测到的这一统计协变性的各种可能解释加以区分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引起下面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加以分辨：在我们将有关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输入计算机时，这些特殊变化变得如此地缺乏个性特征。
从我们的论述来看，有一件事情是充分明确的。鉴于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方面的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方面的变动事实上通常是独立的。
最明确的例子可能要数1897－1914期间的货币扩张，这一次货币扩张是世界性的，且反映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产量的增加部分地是前十几年中价格下降的结果（价格的下降促进了黄金生产），也可以说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清楚，这次货币扩张不能归结为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提高。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提高单独地促进了世界黄金产量的普遍减少，而且在一金本位的世界里也促进了黄金从任何个别国家的流出。如果货币与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不是完全同步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次主要的货币存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