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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猛烈，以致于该系统无力阻止这一势头；而且它还不明确地提出：货币存量下降幅度之大归因于商业活动下降幅度之大，而不是象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刚好相反。很多其他的人虽然在货币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问题上独立地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然而认识到货币当局的良好愿望及该系统许多个人的能力，所以接受了该系统的托词。此外，具有截然不同的起因且决不必然地意味着货币政策之软弱无力的一场经济理论革命，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结构：该理论结构既合理地说明了货币政策的这次失效，同时又为这一经济崩溃提供了在学术上令人满意的另一种解释。
在一种意义上（且就我们所知仅在这一种意义上），可以创造一种情况，以适合于货币方面的下降是经济下降的结果这一主张。因为这一意义所涉及的是主要地依赖于心理因素及政治因素，所以，这一意义与我们力求理解经济关系这一主要任务不相关联．联邦储备系统当时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舆论中运行的：这种社会舆论主要地将经济衰退与萧条视为起治疗作用的事件，是在主体经济中肃清早期过剩的不良影响所必需的。这一普遍流行的观点还混淆了货币与信用之间的界线。混淆了货币存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另一组成部分的弹性与货币存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总存量的弹性之间的界限；将下面这种情况看作是合意的：即货币存量应该对“贸易需求”作出反映，在扩张时期上升，在紧缩时期下降；且认为金本位的保持及汇率稳定的保持比内部稳定的保持具有大得多的重要意义。这些态度中的大部分反映了大多数公众的看法，而不仅仅是反映了金融社会（特别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意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可以证明：联邦储备系统所奉行循是一种无法规避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不能被期望阻止1930年期间可估计的货币存量下降，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其他人将这一下降看作是对早期的投机性过剩的一种合意的冲抵；而且，在193O年后期，在银行开始大规模地倒闭以后，在公众力求将存款转为现金以后，联邦储备系统未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应。这反映了这样一种态度：清理“坏”银行，“顺其自然”，而不是“人为地”支持该金融系统，这才是理想的办法。毫无疑问，大致说来，优先保持金本位的任务是1931年10月、继英国脱离金本位及美国黄金外流之后，贴现率急剧上升的原因——这一贴现率的急剧上升是前面已描述过的、作为该系统的决定性实验之一的一种约束性行动。
这一说明准确地反映了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解释：那些能力非凡、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何以如此行事？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误入歧路的；为什么在联邦储备系统之外如此明显地缺乏经济治国之才，以致于对该系统不存在坚定的、有理有据的压力从而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但是，即使在那一水平上，这一说明也是严重的不完善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联邦储备系统所遵循的这一特殊行动进程，较少地归因于社会舆论——尽管社会舆论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较多地归因于一系列或多或少的偶然性事件及该系统内部对权力的经久倾轧。1928年本杰明·斯特朗的去世，使争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场争斗左右了整个1929期间的政策，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与纽约银行——作为所有储备银行的领导者而起作用——之间，在面对股票市场繁荣所应采取的适当政策问题上形成僵局。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政策：按照我们的观点，从打破市场行情看涨这一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未免太松，从允许强有力的商业扩张这一角度来说这一政策又未免太紧。这一争斗加之该系统的其它组成部分对纽约银行随1929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溃而采取的独立（且有效的）业务所作的反应，间接地导致了公开市场业务权力的转移、为纽约银行所控制的5人委员会由12个联邦储备银行理事所组成的12人委员会所取代，在新的委员会当中，纽约银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较小。这一变动暗设机关，极大地促进了一项无所作为、放任自流的政策。
我们与卡尔·斯奈德拥有何样的观点。卡尔·斯奈德作为一名统计学家与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与纽约银行相联系。他认为：如果本杰明·斯特朗能将其强健的身体再多保持12个月，那么，我们本可以在1930年结束这场衰退，并因此而结束对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如此深刻影响的、长久持续的世界危机。事实上，斯特朗在纽约银行的接班人乔治·L·哈里森。在1930年曾极力赞同扩张性行动，但却没能压倒理事会及其它银行理事的联合反对。1931年，在该理事会的新总裁尤金·迈耶的支持下，哈里森又一次地主张扩张性行动，但是，这时，僵化与无为的局面已然形成，在国会的压力下，1932年，这一僵化与无为的局面才暂时地得以打破。尽管存在着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但是，纽约银行的全体技术人员——有必要回想一下：在斯特朗的领导期间，纽约银行几乎完全地控制了整个系统的政策——会一致赞同这样一些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属于那些应该得到采纳的政策。
不管怎么样，我们目前的目的所涉及的，既不是褒贬，也不是对在联邦储备系统所面临的窘困情况下该系统的行为的原因加以全面地理解。即使联邦储备系统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从心理上或政治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也只能说明为什么所进行的是准控制实验，而并不能说明实验的结果。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货币方面的变动是否是经济变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一来，如果该系统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人的话，那么，某种其它机制必将促进了同样的货币变动；或者，货币方面的变动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上独立的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方面的变动。关于该项答案几乎不存在什么疑虑之处。在1929－1933年紧缩的全都期间内，该系统可以采取的政策很多，通过这些政策该系统可以制止货币存量的下降，而且事实上，通过这些政策该系统几乎可以以任何期望的比率而增加货币存量。这些政策并不涉及根本性的变革。它们所涉及的是一种在早些年间业已为该系统所实行过的措施，是一种为该系统的创始人所明确考虑的措施，其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对付如1930年后期发展起来的、且此后持续很久的这种银行危机。这些政策所涉及的是这样一些措施：只要当时所处的官僚政治结构或权力分配情况稍有不同，或者即使当权者的个性稍有不同，这些措施也将能实际地得到提出且很有可能得到采纳。直到1931年晚些时候——而且我们认为还要近一些——这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与金本位的保持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摩擦。直到1931年9月，经常困扰该系统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使黄金的流入得到控制，而不是相反。
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况：如果1914年以前的银行系统（而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1924年仍然存在，那么货币存量就不会发生类似于过去所发生的那样的下降。对较早期的银行系统下所发生的1907年银行危机与1930年晚些时候所发生的非常类似的流动性危机所作的比较，为上述这一判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如果较早期的银行系统那时仍在运转的话，而且如果此外的任何事情都仍如1930年12月以前那般地进行的话，那么，1907年的经历有力地说明：对银行失败的初始反应必定要比1930年所发生的要严重得多，可能还会涉及到银行对存款与现金的可转换性的一致限制。与构成1930年晚些时候的特点及为1931年早些时候所具有的、对银行系统的持久性压力相比，这一限制可能会对深化当时的经济紧缩产生更为严重的初始影响。但是，这一限制也会缩小危机的波及幅度，防止银行失败的累积，并使经济在几个月之后得以复苏成为可能（正如这一限制在1908年所作的那样）。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虽然联邦储备系统在1929—1933期间的行动可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心理上或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一紧缩是另一条有力的证据，它说明了：当货币存量的下降不是为联邦储备系统所采取的那些明确的限制性措施的结果时，货币方面的变动具有经济独立性，独立于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进程，即使在紧缩的早期阶段（1929－1931）也是这样。的确，这可以被看作是第四个决定性实验，使得独立的货币下降与后来的经济下降之间投掷硬币的正反比例为4比4。
从货币到国民收入的一重要的、独立的影响之存在，说明了我们已提到过的这样一种对比。即在我们所研究的、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货币安排方面的可变性，与货币方面的变动和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变动之间相互关系的稳定性的对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货币安排的可变性已经带来了货币变动本身的相应变化。但是，即使影响的主要途经是从货币到商业，也没有理由认为：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动必定改变了货币方面的变动与商业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相互关系主要地是由货币借以影响商业的途径所决定的。只要这些途径保持不变（正如它们业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那么货币与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应该保持不变。然而，假定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从商业到货币。这样一来，由于在不同的货币安排下商业方面的变动对货币存量有着不同的影响，所以，货币机构及其制度方面的变化将不仅影响到货币的变动情况，而且影响到货币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度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