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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来发生作用，而这种注入又伴随着更高水平的失业。以作为下一项措施……这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
加拿大政府的一份白皮书上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北美），一直伴随着测得失业率的提高。”
这些表述都非同寻常。正如它们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它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在整个战后时期当中几乎为每一西方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
某些证据
表19·1及图19·3、19·4给出了过去20年中的一些更为系统的证据。这些图表反映了过去20年中7个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根据表19·1中给出的5年平均数，我们发现：在头两个5年期间（1956－1960，1961－196O，这 7个国家当中有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水平呈相反方向变动——即人们所期望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结果；在第二个5年及第三个5年期间（1961－1965， 1966—1970），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 4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在最后两个5年期间内（1966－1970，1970一1975），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且，即使唯一的这一例外情况——意大利——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例外。的确，尽管通货膨胀率在1971－1975期间内比前5年提高了3倍以上，而在1971—1975期间内失业水平却平均略低于前5年的水平，但自1973年以后，通货膨胀与失业都出现了急剧的上升。
图19·3中所描绘的所有这7个国家的平均值，更为清楚地反映了正斜率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向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转化。在头两个5年期间内，这两条曲线是相反方向变动；而从那。以后，这两条曲线则同方向变动．
图19·4中的年度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虽更为复杂，但内容类似。早些年间，价格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多样：从意大利形式的基本没有关系，到英国与美国式的相当明确的年际间的反比关系。然而近些年来，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中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同时显著增长的情况（尽管对于日本来说，与其它国家的情况相比，其失业水平的上涨相对于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涨要小得多，它反映了失业水平在日本的不同机构郊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只有瑞典和意大利未能与一般模式相一致。
当然，这些数据至多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拥有7组独立的资料体系。共同的国际因素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国家数目的成倍增加并不能使证据的数量同比例地增加。特别地，石油危机同时冲击了所有这7个国家。不论这次危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如何，它直接地破坏了生产的进程，并趋于使失业增加。我们很难将失业的此类增加归因于同失业的增加相伴随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充其量我们只能将达二者看作是（至少部分地）一个第三种影响的共同结果。
不论是5年的数据还是年际数据都说明了：这场石油危机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卡拉汉先生所如此生动地予以描述的那一现象。远在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4倍以前，大多数国家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增长与失业增长相结合的明显倾向．但这也有可能反映了独立因素的影响，而不是通货膨胀对失业的影响．例如：使美国自然失业率提高的那些因素，同样也可能在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并独立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成为这些国家失业增加的原因．
尽管存在着这些因素，但这些数据资料强烈地反映出：至少在某些国家当中（其中英国、加拿大及意大利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通货膨胀之提高与失业之增长一直是相互加强的，而不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这些数字资料与下面这一更强有力的表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当中，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产生某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会使失业率有所提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对这些影响的来胧去脉初步地加以探讨。
一个尝试性的假说
我推测：虽然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正比关系仅可能由其它因素而引起，但只要稍加修改，自然失业率仅说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这种正比关系。正如自然关业率假说将短期的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一种当经济代理入（economi agents）将其预期调整到与现实一致时将会消失的暂时现象一样，稍长时期的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尽管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不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但失业率将大致地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不一定意味着特高或特低的失业水平。然而，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而出现的种种制度安排与政治安排（它们或作为早期历史的遗迹而存在，或作为通货膨胀本身的产物而存在），却很可能与所用资源的最有效使用背道而弛——这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就业状况与一种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不同之点的一个特例。
我相信，这一论点与那些业已适应了长期高度通货膨胀的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相一致。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阿诺德·哈伯杰与拉里·西阿斯塔德，已经对这一经历作了再透彻不过的分析。
在图19·2中所概括的那种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竖向曲线与充分预见到的通货膨胀的不同比例相对应。不论这一比例如何——不论它是负值，是零，还是正值——只要它为人们所充分预见，它就可以渗透到每一决策中去。例如，在年20％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长期工资合同将对年工资作出如下规定：这种年工资将相对于通货膨胀为零时的工资而每年增长20％ ；长期贷款利率将比通货膨胀为零时的长期贷款利率高出20个百分点，或者本金每年增加2O％ ；等等。简而言之，即所有的合同全部指数化。高通货膨胀率将具有某些实际影响（例如通过改变人们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但它不一定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或改变劳动力合同的期限及条款，所以，它不一定要改变自然失业率。
表 19·11956年… 1975年7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情况：连续5年的平均值
（DP= 价格变动率，年百分比数；U=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英国 美国 七国未加权平均数
年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
DP U DP U DP U DP U
1956…1960 5．6 1。1 1。8 2．9 1。9 6。7 1。9 1。4
1961…1965 3。71 1。2 2。8 0。7 4。9 3。1 6。2 0。9
1966…1970 4。4 1。7 2。4 1。2 3。0 3。5 5。4 1。1
1971…1975 8。8 2。5 6。1 2。1 11。3 3。3 11。4 1。4
瑞典 英国 美国 未加权平均数
DP U DP U DP U DP U
3。7 1。9 2。6 1。5 2。0 5。2 2。8 3。0
3。6 1。2 3。5 1。6 1。3 5。5 3。7 2。0
4。6 1。6 4。6 2。1 4。2 3。9 4。1 2。2
7。9 1。8 13。0 3。2 6。7 6。1 9。3 2。9
注释；DP为日历年度1955－1960； 1960－1965；1965一1970； 1970—1976期间的消费品价格年复合变动率。
U为这5个日历年度期间的平均失业率。
因此，DP的日期中有关的U早半年。
这一分析的内在假定如下：第一，通货膨胀是稳定的，或者至少可以说，高比率的通货膨胀并不比低比率的通货膨胀更为可变——否则的话，人们对高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要与人们对低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同样充分便成为不可能；第二，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或者说可以是公开性的，所有的价格都可以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作出调整，所以，通货膨胀率为20％ 时的相对价格调整与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相对价格调整是一样的；第三，（这一点实际上是第二点的另一种形式）在合同指数化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
最后，如果年20％ 的平均通货膨胀比率得以持续好几十年，那么这些要求将非常有可能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之所以倾向于继续延用长期坚向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因。但是，在一个国家刚刚走向高度通货膨胀的初始时期，这些要求将无法全面地得到满足。而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要延续几十年。
下面我们将特别地考虑一下美国与英国的情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世纪当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当中，其价格围绕着一个大致固定的水平而变化：战争期间价格大幅度上升，而战后又大致地回到战前的水平。“正常的”价格水平这一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及其它机构，深深地扎根在这两个国家人民的习惯与观念之中。
二次战后初期，人们普遍期望以前的情况再次出现。尽管事实是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战后通货膨胀，但英美两国所预期的却都是通货紧缩。对战后通货紧缩的担心过了很久才得以消失——虽然这种担心现在仍然存在——而预期开始对货币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作出调整则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一调整仍远不够充分。
的确，我们不知道一种充分的调整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那些工业化国家是将回到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二次大战前模式上来呢，还是将转到长期高通货膨胀率的拉丁美洲模式上来——在这种模式当中，超通货膨胀或恶性通货膨胀经常剧烈地爆发，正如智利及阿根廷最近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还是将进行更为根本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从而将目前尚不明确的这种状况导向一个更为不同的结局。
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导致这种不确定性的那些情况——导致了对为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全面背离。
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