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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种按量计征办法下受到最大影响的，当然是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受害程度远在各外国的贸易之上，理由是极为明显的。这些次一级的小邦，原来已被排出于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场，这时又几乎完全被摈于普鲁士，受到的打击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小邦有许多在地理上是完全或大部分被普鲁士的省区所包围的。
这类措施实施以后，普鲁士的工业家平静下去了，但是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工业家方面，不平的呼声又高了起未。还有一层，奥地利对于德国商品，特别是上斯瓦比亚麻布的运销意大利，又规定了限制办法。这就使这些国家在各方面的出口业务，只能局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它们彼此之间又互设关卡，互相隔绝，它们的工业这时已临到绝境。
181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春季博览会时，由德国工商业家五六千人在那里组成的非正式的协会，就是在这种迫切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取消德意志各邦在各自为政情况下设立的关税，同时在于争取成立一个德意志全国统一的商业与海关制度。
这个协会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议条款曾送呈议会及德国所有各邦的领导人与政府，请求批准。在德意志各邦分别设置了联络员，各城市分别设置了当地联络员。会内每一个成长与联络员都以竭尽所能促使团体目标得以实现为职志。该会择定了纽伦堡为总会所在地，授权该城设置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一位辅佐的参赞下负责领导协会事务，本书的作者即当选为辅佐。中央委员会的方针策略与议事录，均在协会所办的一个周刊《德国工商业机关报》公布，与协会任务有关的一些意见、建议、论文以及统计资料，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该会每年在法兰克福春季博览会上召集全体大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事务报告。
协会向德国国会递了请愿书，说明所建议各项措施的适当与必要，然后在扭伦堡的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行动，派遣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代表参加182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邦使臣会议。在使臣会议上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即德意志若干次级的、较小的邦同意另在达姆施塔特召集会议，讨论协会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达姆施塔特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结成联盟；其次，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鲁士结成联盟；再次，若干中型的德意志邦结成联盟；最后，主要出于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使上述三个联盟共处于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伦堡、汉诺威与汉撒诸城市以外，已经联合在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围以内取消了各成员之间原来的各不相谋的税制，对外成立了统一的税制，所征收的税款，由各邦根据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这个同盟所建立的税制实质上与1818年普鲁上所建立的相同，就是说，这是一个适度的、有节制的保护税制。
由于税制的统一，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农商业上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八章 俄国人
俄国在文化上与工业上的初期发展，主要是由于对希腊的交往、汉撒各城市对诺夫戈罗德的通商，以及（在诺夫戈罗德被伊凡·瓦西里叶维奇破坏以后）发现了与自海沿岸通航的路线以后从而兴起的对英国与荷兰的贸易关系。
但是俄国在工业上、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巨大发展则开始于彼得大帝。国民的团结与政治的环境这两者对于一国的经济生活有莫大影响，俄国近一百四十年未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明。
俄国的君主威权，把无数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建成了一个统一国家；俄国在工业上打下了基础，农业上有了巨大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通过运河与道路的修筑使国内交通便利，国外贸易规模壮阔，居于商业强国地位，它所以能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统一的巩固政权。
俄国的独立商业制度，只是从1821年才开始的。
当叶卡德琳娜二世时代，由于她对于国外流入的技工与工业家的优惠待遇，当然使本国工商业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在文化上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在铁、玻璃、麻布等工业方面，尤其是在国内农产与矿产丰富的条件下特别有利的那些工业方面，还没有能越出初期发展阶段。
还有一点，就当时情形来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未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假使当时同它有往来的国家向它大量购买粮食、原料以及它所能供应的一些简陋的工业品，还有，假使没有战事以及一些国外事变的干扰，则俄国借助于对一些比它先进的国家的交往关系，就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繁荣，它的一般文化状态通过这类交往，就可以取得比较在工业制度丁更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战争与大陆封锁政策以及各国在商业上所规定的限制，使它不得不放弃了输出原料输入制造品的那条路，别寻发展途径。在这样情况下，俄国原有的海上贸易关系就发生了波折。它对大陆西部的陆路贸易没有能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因此对于所拥有的原料不得不由它自己来利用。战事结束，全面和平实现以后，它就有了一种要求，想回到旧有的制度。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在俄国，斯托哈先生的著作是享有极高声望的，就象萨依先生的著作在德国那样。俄国的国内工业在大陆封锁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时期过去以后，由于英国的竞争而受到了损失，一般对于这样的打击最初还没有感到震惊。一些理论家认为对于这种打击不妨忍受一下，自由贸易的良好效果随后自会发生。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商业环境也的确非常有利于这种转变。欧洲西部农产品的歉收，使俄国农作物有了大量输出的机会，因此俄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得借此获得巨大收入，而与工业品的大量进口相平衡。
但是对俄国农产品这种一时的、非常的需求过去以后，另一方面，当英国为了照顾贵族的利益对谷物输入加以限制，为了照顾加拿大的利益对木材输入也加以限制以后，俄国就陷入了本国工业崩溃与国外输入工业品泛滥的双重困境。以前一般人们，与斯托哈先生一样，是把贸易平衡这个说法看作是一种离奇的幻想的，认为一个有理智的、进步的人而相信这种说法，其荒谬与可笑，简直无异于相信十七世纪的魔术、妖法；虽然他们原来的态度如此，现在却不得不无限惊讶地觉察到，在独立国家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所谓贸易均衡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俄国最开明的、眼光最敏锐的政治家涅塞尔罗德伯爵就毫不合糊地公开承认，他相信这个说法。他在1821年的一个官方文件中这样说：“俄国为环境所压迫，现在不得不考虑采行一种无所依傍的贸易制度；我们的产品现在找不到国外市场，国内工业已经破产，或已近于破产，所有国内的现款都向外国流出，最殷实的商行也已濒于倒闭，情况岌岌可危。”
俄国实行保护制度后的有利效果与恢复自由贸易时所发生的有害效果，同样足以使那些理论家所标榜的一些原则与论断声誉扫地。这时外国的资本、才能与劳力，从各文化区域，尤其是英国和德国，不断流入俄国，目的在于分享其国内工业所提供的利益。俄国的贵族阶级也在大体上模仿了政府的政策。他们的产物在国外既找不到市场，就想换一个方向来解决问题，想把市场移置到生产所在地的附近，就是说想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工厂。结果由于新成立的毛纺织厂对细羊毛需求增加，使养羊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国外贸易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了增长，尤其对中国、波斯以及亚洲其他邻近各国的贸易增长更快。商业恐慌气氛一扫而空，这只要看一看当时俄国商业大臣的报告就可以明白，俄国主要由于采行了这个制度，国家财富与力量才有了巨大的进展。
德国人则对于这种进展趋势故意不加重视，只是对于德国东北地区由此造成的损失埋怨不休，这种态度是愚蠢的。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桂在心头。俄国人对于德国的福利并无加以关怀的义务；德国人必须当心的是德国，俄国人所要关心的是俄国。无须埋怨，也不必痴心期待将来的自由贸易那个救世主，赶快把世界主义制度扔在火里，从俄国的榜样取得教训，这样做要好得多。
英国对于俄国的这一商业政策满怀嫉忌，这是极其自然的。凭了这一个政策，俄国已经把它自己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解放了出来，在亚洲从事竞争时，它与英国已经分庭抗礼。即使英国制品比较便宜，但是由于俄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以及它的政治势力，英国在中亚细亚贸易中，这一优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俄国与欧洲比较，也许仍然只好算是一个略有几分文明的国家，但是与亚洲比较时，它就要算是一个十足的文明国家了。
不过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俄国在文化与政治制度上还有许多欠缺之处，尤其是帝国政府如果不能锐意改进，实施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逐步限制并最后取消农奴制，组成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与自由的农民阶级，改善内部运输工具和对中亚细亚的交通，从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它的政治状况与工业要求两相协调，则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莫大阻碍。这些存在的困难都是俄国需要在本世纪加以克服的，它要在工农商业、航运与海军方面获得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