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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制止国家农业力量继续下降,要逐渐纠正由过去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弊病,除了采用移民政策以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国内工业;这样就可以把人口的增加部分逐渐吸引到工业,使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结果使较大范围的农业经营可以居于更有利地位,线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取得尽可能大的农产余额。
农业劳动者生产力的升降,总是随着以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或其他产品时的便利程度为转移的。关于这方面,任何略有发展的国家的国外贸易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另一章里已通过英国的例子加以说明。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文化、资本、人口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发展时,那就可以看到,发展自己的工业对农业的利益,较之即使有最发达的国外贸易而没有工业,也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它自己获得保证,不致由于战争、外国在贸易上的限制、商业恐慌等等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样就可以节省输出农产品与输入工业品的运输费用和商业费用的绝大部分;这样就可以因本国工业的发展而使交通运输有改进的机会,从而获得极大利益,并且因同一原因,原来没有被发掘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可以得到利用的机会;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工业和农业彼此靠得越近,则工农业之间交流的量越大,在各种产品交流过程中受到种种事故的阻碍也越少。
1828年,我曾几次写信给费拉德尔非亚的工业技术促进协会主席查理·英格索尔先生(这一套书信后来汇集刊印时题名《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大纲》),当时对于同一国家、同一政权下工业与农业利益结合时的优点曾试加解释。我是这样说的。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再假定你也不会烘面包,就象安德森所说的十六世纪时英国人还没有学会腌青鱼的秘法的情形那样,因此你就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粉,烘成面包。试问,在这样情况下你的麦子被英国人扣去作为服务代价的那个部分要占多少,在输出麦子输入面包的过程中,被装运工人、海长和商人所消耗的要占多少,种麦子的人能够到手的代价又能够有多少?毫无疑问,通过这种程序国外贸易将受到很大鼓励,但有疑问的是这种交易对于国家的福利与独立自主究竟有没有好处。只要想一想,假使贵国(美国)与英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将处于什么境地,另一方面,那些吃惯了英国制的面包、在口味上已经养成特好的人,又将处于什么境地。由此可见,为了种麦子的人的组济发展,磨麦子的面粉厂所在地应当同他相近,同样的道理,为了农场主的经济发展,做工的人应当住得同他相近,为了整个广大平原地区的发展,应当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位于它的中心,为了国家整个农业的发展,应当使自己的工业尽可能发展到最高度。
耕种地区有些离开繁盛的都市比较近,有些则比较远,让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农业情况比较一下。后者的农场主要想向城市供应农产品,只能种植那些耐得起长途运输的一类,他的供应品同距离购户较近地区的产物相比较时,价格不会更低,质量也不会更好。他的利润大部分势必被运输费用所吞去。他要觅取资本来有利地用于他的农场,将感到困难。他处于穷乡僻壤,既看不到好榜样,又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要革新技术,改良工具,采行新的种植方法,这就很难措手。这位劳动者,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由于对工作的积极努力缺少竞争与鼓励,生产力就很难获得充分发展,他自己就不免要偏于闲散、怠惰状态。
另一方面,一个与城市接近的农场主情况却不同,他可以因地制宜,对每一方土地作尽可能大的利用。他可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供应多种多样的产品。诸如菜蔬、家禽、蛋类、牛乳、奶油、水果这些产品,尤其是远地农场主所不便经营或认为属于次要的那些产品,由他经营时就可以获得很大利润。以家畜的饲养来说,远地区农场主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只是在于家畜的繁殖,而他却通过育肥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利益,并且由此可以改善根菜作物和饲料的种植。有许多东西如石、沙、水力等等,在远地农场主很少有用或简直没有用处,而他却可以充分利用,从中获得很大利益。无数最新、最好的机器和工具以及教育设备都近在手边,俯拾即是。为改进农场所需要的资金也很容易累积。地主与工人依靠城市所提供的改造办法、依靠城市在他们中间所引起的竞争,再加上获利比较方便,因此容易受到鼓励,充分发挥身心力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有的国家是工业与农业同时发展的,有的国家只能用自己的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这两种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别情况正同上面两种农场主的情况一样。
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则。一枚针在制针厂所处的地位,同国家福利在我们叫作“国家”的那个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两方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的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愈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与协作。上面已经说明,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有些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这类人材有余,而熟练技工、商人和海员却感到不足。这是由于在学问方面文化有了高度进展,但工业力量与国内外贸易却没有能获得高度进展,在这方面缺乏支持;这就象一个工作失调的制针厂一样,制针头的大多了,制针尖的却赶不上。象这样“针头过多”的国家,它所过剩的是一大堆无用的书本、难以究诘的理论体系和学说的空泛争论,结果使整个国家在理智上越来越糊涂而不是越来越开朗,对于实用工作则置之不顾,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滞,这就好象是处于这样一种畸形状态,国内的僧侣很多而缺少诱导青年的教师,军人很多而缺少政治家,行政官很多而缺少公理与正义的裁判者和捍卫者。
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膀于是借助于外人的。借助于外人的那只膀子也许很有用,但总不及自己有两只膀子的好,因为外人之心是难以捉摸的。国家自己有了工业,食物和原料就可以尽量按照工业的需要来生产;如果依存于国外工业,那就要受到牵制,只能按照外国自己不想生产而不得不向另一国家采购的那个限度来生产剩余产品。
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买际上是缺陷很多的,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故,就往往会中断。世界各国是依赖这类协作而互相联系起来的,虽然从这一点看来,这类协作好象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就文化上已经获得高度发展的任何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极有限的。流行学派就不否认这一点,它说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比起国外市场来要重要得多,由此可见,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其次才想到国际结合。
但是决定国际和国内分工的,主要是气候和造化本身。中国产茶,爪哇产香料,路易斯安那产棉花,温带各国产五谷、羊毛、水果和工业品,我们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同样地生产这些产品。有些产品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宜在国内生产,如果依照国际分工原则(就是说,通过国外贸易)向国外采购时,质量既好,价格也低,对于这类物品要想采用国内分工原则,试图由本国来供应,那就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尽量利用它所有的一切自然力量,来满足本国的需要,使自己能够用生产余额,向别的国家采购自然条件不容许在它自己领土上生产的那些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