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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的运用不够娴熟，也缺少和官定利率工具的有效配合，加上官定利率水平低于均衡利率水平，利率政策对借款者的约束较小。最后，法定存款准备没有被广泛地作为货币政策稳定工具来使用，也没有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公众也没有有意识地将其与货币政策的变化联系起来（刘玉操，2000）。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日本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元实行了浮动汇率制，这给日本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法定存款准备比率在日本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就更小了。为了适应日本经济、金融机构和日元国际化，日本在总体上又逐步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而不是根据宏观经济景气波动来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比率，从而来影响信用的扩张或收缩。总的说来，日本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频率很低。日本最近的一次调整法定准备比率也是1991年的事了，在这次调整之后，日本最高的法定准备比率只有1。3％了，许多存款的法定准备比率都低于0。2％。如表所示。
表 日本的法定存款准备比率
存款类型 金额 准备比率
（生效日期：1986。7。1） 准备比率
（生效日期：1991。10。16）
定期存款
（包括CD） 2。5万亿日元以上 1。75 1。2
1。2万亿—2。5万亿日元 1。375 0。9
5000亿—1。2万亿日元 0。125 0。05
500亿—5000亿日元 0。125 0。05
其它存款 2。5万亿日元以上 2。5 1。3
21。2万亿—2。5万亿日元 2。5 1。3
5000亿—1。2万亿日元 1。875 0。8
500亿—5000亿日元 0。25 0。1
资料来源：日本中央银行网站：http：//boj。or。jp
日本银行认为，法定准备是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准备金需求所必需的，而准备金又是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和防止货币市场非意愿性波动所必需的。从日本银行的这一表述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作为日本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和稳定货币市场利率。法定存款准备比率虽然显示在官方的“货币政策”栏目中，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央行基本上没有直接将调整法定存款准备比率当作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来使用。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准备金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放弃了传统的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相机决策，或者放弃了以现代货币主义为基础的货币数量规则的货币政策操作理念和框架，转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巴西等。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已经不再被当作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来使用，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水平降低到了只与其日常清算需要相应的水平。我们以英国和加拿大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的准备金制度。
英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但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制度的历史却不及美国那样悠久。到18世纪，英国的许多私人银行才发现，在英格兰银行开立一个活期帐户，存入相应的准备金进行清算非常方便。1854年英格兰银行执行清算职能后，所有商业银行都在英格兰银行开设存款账户便成为一种传统，但英格兰银行当时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世纪有余，直到1971年，英国才规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2。5％。而且，在英国，可作为存款准备金的资产比美国要广泛得多，除了存于英格兰银行的现金以外，贴现市场的通知放款、国库券、商业票据及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公债等都可以作为准备金（饶余庆，1992）。由于英格兰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比率不做硬性规定和严格要求，一直不以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放弃了实行二十年左右的法定存款准备制度。
由于法定存款准备比率不起作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便更加突出了。这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在取消法定准备制度之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做出的重大调整，英国实行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后，主要以货币市场回购利率为操作目标。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确定官方的回购利率水平之后，就在批发性的英镑市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达到其目标值。正常情况下，英格兰银行一天会在上午9：45和下午2：30进行两次公开市场操作。如果这两次操作还不能减缓流动性短缺的压力，英格兰银行便会在下午3：30进行一次隔夜回购操作；也会在下午货币市场闭市后的4：20专门针对清算银行进行一次回购便利操作，以便对满足清算需要的准备金的成本和可得性进行微调。这两次隔夜操作的利率通常都高于英格兰银行的官方利率。
1992年以前，加拿大也对特许的银行征收法定准备，以四个星期作为法定存款准备的计算周期，最低法定准备比率为：活期存款为10％，5亿加元以下的通知存款为2％，5亿加元以上的通知存款为3％，居民外币存款为3％。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和在加拿大银行的存款都可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1984—1992年间，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总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由于商业银行持有的库存现金大量增加，从而改变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结构，商业银行在加拿大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急剧地减少。20世纪 80年代初，在加拿大银行的总准备金存款为55亿加元；1992年，下降为15亿加元，法定准备金存款与银行总资产之间的比率也从1981年的3。5％下降到了1992年的0。5％。
加拿大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加拿大银行逐渐意识到，即使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它的金融体系也能够很好地应付金融冲击（Kevin Clinton，1997）。1992年6月，加拿大银行决定分阶段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并最终在1994年实现了这一目标。加拿大银行能够逐渐取消法定准备制度，是基于加拿大比较特殊的金融结构的。具体而言，加拿大的金融体系是高度集中的，几家大的存款机构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大量的金融交易也都是集中在这些金融机构进行。这些“直接清算人”（direct clearers）被要求通过在加拿大银行的准备金账户来清算所有的交易。尽管它们没有法定准备，但一旦它们的准备金账户余额减少到了零，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保有一定量的准备金余额是有益的。这使加拿大银行可以通过操作准备金的供求关系来实施货币政策。而且，由于直接清算人的数量很少，加拿大银行只要与特定的商业银行保持紧密的联系，就可以大致估算出银行体系对清算余额的需求。除此而外，加拿大银行也可以在一个营业日快要结束的时候，将政府存款在商业银行和加拿大银行的账户之间进行调整，这可以调整准备的供给，从而平抑准备金市场的波动。
在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同时，加拿大也改革了货币政策框架。1991年，加拿大银行行长批准了一个五年期的通货膨胀目标，即将消费者价格指数确定为5。9％，以后逐年降低。1998年，加拿大将单一值的通货膨胀目标改为通胀目标区间，每年通货膨胀率为1％—3％。一直保持到2006年。但是，货币政策要继续保证，一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加拿大银行主要通过影响短期利率来实现这一通胀目标水平。如果通货膨胀率出现了超过目标区间上限的势头，加拿大银行就会提高短期利率；反之，则会降低短期利率。加拿大银行经常进行一天的逆回购或者回购交易，以影响短期利率，从而保证其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
四、对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的启示
虽然调整法定准备比率是传统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它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作用已日趋下降。即使是在像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这样大的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虽然依旧存在，但这些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现在基本上已不将调整法定存款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工具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已经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已经逐渐放弃了法定准备金制度，准备金并没有法定的约束力，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完全取决于银行交易清算的需要。种种迹象表明，曾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法定存款准备，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正逐渐下降，作为金融与货币政策历史的产物，它正在逐渐走向消亡。全球法定存款准备演变的这种趋势对中国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有着非常有益的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直接信贷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为了便于计划当局对信贷规模的控制，最初中国对商业银行征收高达40％的法定存款准备。这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制度，并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按照存款的流动性差异和存款金额的高低来征收累进的法定准备，而是同一金融机构的所有存款都按统一的法定准备率征收法定准备。由于对商业银行征收了较高的法定准备，为了给商业银行提供相应的补偿，中国也对法定存款准备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存款支付了较高的利息。即便在多次降低之后，现在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仍然高达 1。89％。这样，虽然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不至于像其它国家那样产生较高的准备金税，但并非无可厚非，因为准备金存款利率形成了中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底线，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大量增加，货币市场利率不断下降的时期，当货币市场利率达到与准备金存款利率相当时，它便再难以下降了。这样，由于准备金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