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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放听到顾家富的名字，脸上就布满了怒火，大声道：“有钱我也不会交。”去年顾家好不让邓启放做村会计，邓启放说不做会计也好，老子今后专心专意写状纸，不把那些贪官污吏告倒决不放手。气得顾家好只差吐血。人们说邓启放和顾家兄弟作对，与他家里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让他简直没有脸面见人了，他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顾家富和他的兄长顾家好。四年前，顾家富在连山镇火车站旁边修了幢三层楼房开起了酒家和旅馆，将邓启放的小妹美玉召去做服务员。半年之后，邓启放母亲突然发现女儿的肚子大了。问她，她只是哭泣，母亲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怀孕几个月了。医院却不敢给她刮小孩，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美玉在家住了一些日子，肚子也越来越大了，邓启放和美玉的老母亲都拉不下脸来，十几岁的黄花女怎么能生个私生子呢。母亲只得带着她去县医院。美玉那时才十九岁，水灵灵一朵杜鹃花儿，觉得无脸见人，半途中跳了火车。双脚被碾断了，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不足月的女儿。美玉成了残疾人，靠着老母亲养活。邓启放为这事曾经找过顾家富。顾家富一口咬定美玉不学好，在酒家做服务员时还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觉，怀了孩子怎么能怪他。从此邓启放和顾家富结下了仇恨。邓启放说：“修桥本身是件好事情。桥修好了对我们苦藤河乡有好处。只是，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担谷子、抬猪，不得人心。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为我们修桥呀。”邓启放也不管李冬明站在全安的背后，正瞪着一双眼睛盯着他。大声地说，“谁不把老百姓当人，他自己就不是人。谁要是鱼肉老百姓，到头来他自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
邓启放话音一落，人们就嚷开了：“我们钱也没有交的，猪也不让赶，粮也不让担。你们当官的只别把我们逼急了。”
邓启放说：“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乡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各种费还少么，只差敲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了。今天又要农民人平交五百元的集资款，没钱交就抬猪担谷子，谁要是把这事捅到上面去，我看他们又准备拿什么话去骗领导。”
李冬明脸都气青了，说：“邓启放你不要在这里说怪话煽动人心。你不交钱，我们从乡政府回来就抬你家的猪。你还是村里的文化人，一点眼光都没有。你要弄清楚，集资修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不怕你告状，也不怕上面派人下来查。”
第三部分
乡村档案（七）（1）
从竹山垭到乡政府有七八里路，全是山坡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八月了，山路两旁的水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被晒得焦黄的谷草稀稀落落地立在那里。看这矮矮的谷草，就能猜想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远处的山脚，几栋低矮破旧的木屋立在早起的秋阳之下，淡淡的炊烟像是缕缕轻缦，从屋脊升起，在半空中和升腾起来的晨雾融合，那白白的雾气就变成了灰褐的颜色。半山坡上，几块红薯地包谷地像大字报一样贴在绿树丛中。更远的地方，有一座裸露的大岩山，岩山下，四年前垒起的石灰窑已经塌陷，枯黄的狗尾巴草在秋风中颤抖
。远远近近，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地里劳动。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见的世面不多，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被贫困弄得直不起腰杆，说不起话。李冬明觉得他们的神情都比较木讷，对乡干部还有一种隔阂。平时到村里去，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和他打招呼说话的。你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有的人甚至还朝你瞪眼睛吐口水哩。听何奔说，人们对顾家兄弟有意见。可自己刚下来，并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啊，他们对自己为什么也这么一副冷漠的样子呢？人们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山羊往乡政府去，那目光里除了一种惊怵，似乎还有一种别样的东西，让他感到很是困惑和不安。
山羊走得很慢，有时还极不听话地往回跑。特别是遇到当地的人上工去，他们不但不让路，还故意地吆喝几声。山羊就四处逃窜。两个人赶着山羊，走走停停，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把山羊赶到乡政府。
乡政府只有严卉的办公室开着门。却没有看见严卉，也没有说话声。偌大的一座大院，像一座庙堂一样坐落在山坡上。李冬明站在坪场上连着叫了几声严卉，严卉才和顾家好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顾家好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一群山羊进了乡政府大院，眉头就皱了起来，走过去说：“李书记，你要考虑后果呀。”
李冬明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了，听见顾家好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如果不考虑后果，我就不会狠下心来将村支书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来了。”
顾家好对严卉说：“快去打盆水来，让李书记擦把汗。”
李冬明说：“不用擦了，我们还要赶回竹山垭去。严卉，你去交待一下食堂大师傅，这十五只山羊一定要给我照看好，不能让它们掉了膘。”
顾家好说：“不忙着往竹山垭赶，我有话对你说。”顾家好这么说着，扭身进自己办公室去了。
李冬明交待刘所长道：“你再去对食堂大师傅说一声，交给他十五只山羊，到时候要归还我十五只山羊。任何人都不能打这些山羊的主意，过些日子还要还给人家的。还有，你还要开一张收据回去，没有一个手续给人家，全安不要紧，他老婆不放心的。”这样交待之后，李冬明才去顾家好的办公室，他不知道顾家好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顾家好给李冬明倒了一杯茶，说：“今天早上丁县长又打电话下来，他已经对赵书记和常县长说了，由于我们乡的确十分困难，从老百姓手中集资修桥有问题，县里准备再给我们三十万。丁县长交待我们就拿这一百三十万修一座桥，能修多大就修多大。还说赵书记和常县长也都是这个意思。”顾家好顿了顿，“我们下去催交集资款，人家没钱交就赶人家的山羊，抬人家的猪，担人家的谷，这不成国民党了么，老百姓会指着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的。李书记，你年轻，有文化，赵书记和常县长都很看重你，让你下来锻炼锻炼，最多也就两年时间。将这段日子平平安安渡过去，回县里做县委办主任，进常委，或是弄个副书记做做也不错。丁县长说他已经在电话里对你说过这个事，让我一定要当好你的参谋，不能看着你在这两年里弄出事来。他说县里给我们一百三十万，也是为了让你做出政绩来。”
李冬明问：“你的意思是……”
“你昨天一走，其他干部就着急了，今天一大早都下去了，这不把苦藤河乡弄得鸡飞狗跳墙呀？我们得赶快把下去收集资款的人员都撤回来，重新召开会议，将乡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我带下去催农业税和征购上交，一部分你带着修桥。家富昨天从县里回来，说县桥梁建筑公司的张经理要下来一趟，看一看我们的准备工作，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了。”
李冬明说：“前天我去县里，赵书记一再地交待我说，要从农民手中集一部分资，把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怎么突然又变了呢？”
顾家好说：“前天可能丁县长还没有来得及将苦藤河乡的真实情况认认真真地说给他听。”
两人说话的当儿，大岩村的伍老倌一头汗水地跑到乡政府来找李冬明，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布包：“李书记，我卖了一千斤谷子、三百斤包谷、一百斤黄豆，昨天就将集资款交了。今天我是来捐款的。我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卖了，这是卖得的一千块钱。”说着将小布包打开，里面露出一沓钞票，“李书记，你捐了三千，我没有那么多，这一千块钱，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伍老倌年纪不到五十岁，样子却特别的老，满脸的皱纹像老松树皮一样，满脑壳花白的头发像顶着一丛枯死的芭茅。去年五月，他的儿子在苦藤河被淹死之后，他的瞎子婆娘因为悲痛过度，一度精神失常，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好。李冬明来苦藤河乡这半年多时间，伍老倌多次牵着他的瞎子婆娘到乡政府来找他，哭着求他在苦藤河上修座桥，千万不能再淹死人了。李冬明前不久还到他家看望过他女人，他女人就又在他面前哭了一回。过后，就跪倒在他面前，说他要给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她就在大桥头给他立一块碑，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德。
李冬明问：“你卖猪捐款修桥，你们莫支书知道么？”
“知道，是他要我将捐的钱送到你这里来。他说这次李书记是下决心要修大桥的。我们村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就是三年吃糊喝粥饿肚子，砸锅卖铁拆房子，也要支持李书记把大桥修好。”伍老倌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高兴地道，“李书记，我们村还有人要把捐款送到你这里来的。”
李冬明拿着伍老倌递过来的一千块钱，心里格外的激动，眼睛有些发潮，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啊，他们是多么的通情达理呀。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却那么担心农民群众不愿意集资呢，甚至还担心因为集资修桥会弄出事来呢。他说：“老伍啊，你卖猪捐钱修桥，这种精神难得呀，我要苦藤河乡的群众都来向你学习，要掀起一个为修建苦藤河大桥集资捐款的热潮。日后大桥修好了，我不要你们给我立碑，我要在大桥头为你们这些捐款的人立一块大大的石碑，让苦藤河乡的人民世世代代记着你们。”
伍老倌说：“给我们自己修桥，还要立碑呀。到时候资金如果还有困难，我把喂养的鸡呀鸭呀全卖掉，三年不吃肉，三年不穿新衣服算得了什么呀。”
李冬明也不看站在身后的顾家好的脸色有多难看，大声说：“看看我们的群众吧。我真的感到奇怪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