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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做了副乡长之后，他就渐渐地开始变了。他说他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也该松口气了。三年之后他又被选为苦藤河乡的乡长。这时，他在乡政府说的话比书记的话还管用。加上有丁安仁在后面撑腰，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都这个样，我不这样，人家会说我这人太无能，太迂腐。何况，县里下来的干部天天和我在一块，我不这样，他们就不好那样了。于是，他也敢进包厢搂着嘴巴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把自己嘴里的酒水嘴对嘴地往三陪小姐嘴里喂。他也敢搞女人。开始是和乡妇女主任郑秋菊搞。第一次搞郑秋菊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后来他就不怕了。人家丁安仁搞十几岁的姑娘都不怕，自己搞一个半老徐娘怕什么。
和郑秋菊搞了一年多，他就有些不满足了，他觉得睡郑秋菊虽然比睡自己那个粗皮黑糙的农村婆娘感觉要好得多，但郑秋菊年纪毕竟大了，人也不漂亮。于是，他就打上了被丁安仁弄到乡政府做服务员的严卉的主意。严卉还不到二十岁，人又长得漂亮。和她睡觉肯定比和郑秋菊睡觉更有滋味，更刺激。他知道严卉和丁安仁有一脚，但他要和她睡觉她是不敢拒绝的，在苦藤河乡还是他说了算。于是，在丁安仁回县城的时候，他就摸进了严卉的房里。严卉果然没有拒绝他，她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他招聘她为乡政府办公室秘书。他答应了。于是，在丁安仁不在乡政府的时候，严卉就成了他的人。通过这件事，他也就掂量出了权力的伟大和万能。于是，他利用它将亲弟弟顾家富从茅山冲村弄到乡企业办做了副主任。不久，又将顾家富由乡企业办副主任变成了主任，还让他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再后来，又利用它在河那边的连山镇修了房子，让老婆孩子都搬到连山镇去了。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些顾忌，慢慢地，就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前面几届书记都是过田的水，在苦藤河乡待了一年两年就想着法子回城里去了，对苦藤河乡的事情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他顾家好怎么说怎么好。加上自己的身后还有一棵大树靠着，老百姓有意见也没有用。有状告不响，有理没有地方说。在苦藤河乡，他就是理。这几年，莫胡子、全安、何奔几个人不是经常在背后告他的状么，结果怎么样？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被他稍稍做做手脚就给弄丢了。何奔还被弄到老崖村蹲了两年点，要不是李冬明下来做书记之后坚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弄回来，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他常常想，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个官当。当官真的好呀。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好回县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进常委。他不急，他就会主动来找他，那时他就可以向他提条件了。
李冬明心里一愣，昨天晚上县常委会决定的事情，他顾家好比我还先知道呀？他说：“赵书记给我们一年时间，明年国庆节大桥要修好通车，往后拖不得。我已经要小严发通知下去了，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研究修桥的事。”
“既然这样，那就开吧。”顾家好用巴掌抹了一把满脸的油汗，冷冷地说。脑壳里面却在使劲地打圈圈，你李冬明急着要修大桥出政绩，老子得想个办法把修大桥的大权抓在自己
手中才行，百多万的工程，可是块流油的肥肉。
李冬明将几个乡党委委员叫到会议室坐了一阵，顾家好才懒洋洋地走进来。李冬明说：“开会吧，我先讲。我讲了顾乡长再讲。刚才我连着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赵书记的，一个是常县长的，一个是丁副县长的。说的是同一件事，县里已经做出决定，给我们一百万，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水泥大桥。修桥的好处我就不说了，今天县里终于咬着牙勒紧裤带给我们一百万，我们自己也得咬着牙，勒紧裤带再筹集一些钱，这座水泥大桥才修得起来。这是一件事。再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工修大桥，今天要定下来。我的意思是不能拖，时间越早越好。赵书记的态度很明确，给我们一年时间，一定要把大桥修好。”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几个党委成员就议论开了，说真没有想到县里这次会给一百万，上次才给三十万。都抱怨说我们在苦藤河乡工作真窝囊，因为一个穷字，走哪里头都抬不起来，县里拨了钱，那就修吧。李冬明问：“再从老百姓那里集资多少钱？”
说到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大家就像吃了封喉药，一下都闭住嘴成哑巴了，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瞅着顾家好。顾家好有些没好气地说：“我看集资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苦藤河乡不是别的乡，农民饭都吃不饱，从他们身上怎么弄得到钱。县里给一百万，我们全都用在修桥上面，能修多大的桥就修多大的桥。县里知道苦藤河乡的情况，不会责怪我们将桥修小了，修窄了，上面跑不得大货车。老百姓只要有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也就满足了，谢天谢地了。要是把场面铺得过大，一百万用完了，集资款又收不上来，怎么收场嘛。”
李冬明没有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见说给大家听。从顾乡长的话中，他知道丁副县长已经将自己的意见对他说了。于是，李冬明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件关系到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能不能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事，我们不能草草地就决定下来。”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和副乡长吴生平就都抢着发了言，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致反对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说顾乡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多大的裆，就缝多大的裤，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只图个人的政绩，误了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大事。只有乡纪检委员何奔同意李冬明的意见，他说：“‘三个代表’中有一条，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就算交了差，了了事。从小处说，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着想，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从大处看，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又觉得不行了，明天又花钱修大桥，那样浪费就大了。现在让大家咬咬牙，集一部分资上来，将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是很正确的主张。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冬明说：“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是作双车道设计的，全长二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修桥的地点也选好了，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我们是不是按那张图纸办，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
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
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