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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话，那么日伪控制的城镇附近（敌占区）占到两份、八路军后方（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六份是游击区，白天挂鬼子旗、晚上由咱们说了算。
42年初，形势还一派大好，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反攻，大家很高兴。那时侯，根据地的儿童团站岗查路条，见面问话“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从42年4·29到43年，局势就太艰苦了。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根据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地方部队只留下番号，有的抗日县政府只剩下几个人。所以，当时有人灰心地认为“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
如果提到原因，老八路就会咬牙切齿地回答：“这都应该怪岗村宁次，那小子太阴，真是个恶魔”，刘大爷好象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都没那么憎恨，他始终认为，岗村宁次才应该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说起来也是，在岗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那段时间，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小声说一句，咱们的彭总好象还真有点搞不过他）。
要说这岗村宁次有什么特点，那可就真象是刘大爷评价的：“阴”，他既阴又毒。
比如“四、二九铁壁合围”，他就耍了一把阴的。原先，鬼子扫荡也搞分进合击，一般是先集结，然后进攻。敌人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当然再进村之后人已经跑光了。可这回，岗村宁次事先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把部队拉来。鬼子夜间出发，拂晓到达位置就开始攻击。当时，八路军一般只进行战术侦察，缺乏战略谍报手段，虽然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但不清楚敌人整体动态。于是，冀南军区事先毫无准备，吃了大亏。
再接下来，岗村又“阴”了把大的。以往，鬼子的扫荡虽然来势凶猛，但由于受到补给、运输的限制，持续时间不长，攻击的范围也有限，因此，当冀南军区进行反“铁壁合围”时，周围其他根据地都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谁曾想，这家伙事先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做了充足地准备，结果，上千辆汽车来回运动，从河北一直扫到山西，强劲的攻势硬是持续了快三个月，把各个根据地都打了个措手不及。
还有阴的。鬼子扫荡结束后，就开始建炮楼、修公路、挖路沟（那路沟在公路两旁。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不过这也没什么，鬼子过去也这么干，八路军能对付。可是，以前据点里的敌人只是在炮楼里守着，现在，岗村要求他们采取攻势，每天在公路上跑、村庄里窜。弄得八路军总吃不准鬼子据点里有多少人、外面又有多少人，于是运动也困难、集结也困难，好长时间恢复不了游击区和根据地。
更阴的是，岗村把咱们八路军的军事手段也学了去。见八路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见八路化装出击，他也搞便衣队；听说八路设立“两面政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晚上派人到处偷听，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他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得翻院墙。
岗村宁次最阴的一招，就是在“强化治安运动”上加了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帽子，想法子拉拢人心。比如：他们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强迫抗属给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他们对抗日积极分子实施烧、杀、抢，可对其他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伪军也假装说话和和气气，跑到村子里打扫卫生；鬼子还建立“爱护村”、发良民证。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天天去骚扰，甚至一天去几次，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成了“爱护村”。
这么一来，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了。当时，我们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可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老百姓其实心里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打日本是正确的事情，可他们一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首先要考虑活下去啊。在刘大爷伤愈归队的路上，就有老乡一边帮助八路军通过封锁线，一边却又劝刘大爷“小伙子，本乡本土的，还是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就连护送他们的交通员都建议“要不八路军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咱们再干？”。弄得刘大爷都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回到部队，有了新枪新战马，虽然愉快了许多，可大家心里还是轻松不起来。外面每天都在传，这个军分区司令被杀砍了头，那个军分区司令投降叛变了，电杆上、村庄里也有好多鬼子贴的布告，夸耀法西斯在海外和中国各地的胜利。战士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很郁闷。
骑兵团的两个连，前些天去冀中军区打过接应，他们亲眼见到了那边的情况更惨。据说冀中的部队本来是可以跳出来的，可后来，因为想要完成“运动歼敌五千以上”的任务（查资料看，冀中反扫荡最后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不知是否准确），大家又返了回去，结果就被包围了。
冀中根据地是骑兵们战斗过的地方，原129师骑兵营就是在那里扩编成骑兵团的。听说那里损失严重，根据地大部丢失，老百姓被杀戮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悲愤。团领导还因此特意要求做好冀中籍战士的思想工作。
相对而言，冀南军区这边还能够继续坚持。军区所属部队大都换了便衣，分散打游击去了。骑兵团由于兵种的特点，分散不了，于是转到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元城一带（今大名县卫河以东），另外，军区还有个独立团，是个新部队，基础差点，由于担心让他们分散游击也许真就散伙了，所以也集中保留在这里。
部队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席说的真好。大家先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如今连刘大爷也充分认识到了抗战是个长期消耗的过程。可惜的是，毛主席早就写清楚了的道理，大伙到现在才明白。
八路军在学习理论，鬼子却还在抓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快建到八路军门口了，大家干着急没办法，想不出好招数。
宣传工作队每天都出去，挨家挨户宣传教育群众，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常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抗战到头，把鬼子抗到灶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骑兵团的战士普遍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去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即使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都憋着劲想打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再硬的战斗也不怕。可是，去哪里打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地方打吧，有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打多了等于是把群众往敌人那里推（一部分游击区的群众就因此搬到敌占区去了，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在根据地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村干部晚上敲着锣到处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坚持活下去……”，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直到后来，是毛泽东指出了抗日武装应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并且，还陆续提出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办法（“十大政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工作才重新有了方向，进而迅速打开了局面。中央精神传达下来的时候，大家真是茅塞顿开，人人叹服：毛主席，真是神人啊！
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了解中国的官员和军队，也很了解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个“中国通”。刘大爷他们曾经在汉奸程希孟的客厅里看见过岗村司令官写的一幅中堂，是“四存”两个，当时在场的八路军都弄不明白是啥意思，只觉得这日本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
岗村在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注重用中国文化拉拢汉奸，并且，还要求其他鬼子跟着他学。有一段时间，日本兵见了汉奸头面人物都规规矩矩地敬礼，日本浪人也收敛了浑蛋脾气，见人就笑嘻嘻的。
在大扫荡期间，受损失的其实不止是八路军，华北有的国民党军队也在包围圈里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经不住岗村宁次的“软硬兼施”，投降了。42年和43年是国民党军叛变投敌的高潮，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孙殿英、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都是在这期间成了汉奸。刘大爷说，40年以前的敌人，是鬼子多伪军少；41年这两类的人数就基本差不多了；42年以后，鬼子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甚至到后来，连国民党顽军也不闲着，轮番向我们挑衅，可真把八路军战士给气坏了。
岗村宁次能够拉拢军阀和官僚地主，但他拉拢不了共产党八路军，他虽然了解中国文化，可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老百姓。说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岗村宁次哪里是共产党人的对手。
在那段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的艰苦时期，八路军和地方组织的同志几乎天天开会，学《论持久战》、学中央精神，强调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