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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伙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团部通知紧急集合,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指挥,由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大家心里咯噔一下,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准是出大事了。
接下来,团长又宣布:“部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直插肖县、夏邑地区,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第一梯队一律不准救护伤员,由二梯队负责抢救;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一律由后续部队收容。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此令一出,全团惊悸,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都急得不得了。
在老八路眼里,新四军是“小兄弟”,更何况自己是老八路中的老红军部队,那是豁出命也要去救援的。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刘大爷说:“那时候,主力团队的荣誉感、责任心强得很”。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9月中旬,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并没有公布。10月中旬,敌暂十四师、骑八师、暂三十师3个师,刘子仁、段海洲等6个纵队以及其他地方顽伪武装,企图南北合击,消灭四师西进部队。四师参谋长张震担心抵挡不住;就向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是“彭雪枫”,而杨、苏首长是知道彭师长已牺牲了的,顿时觉得情况危机、不同寻常,因此立刻派遣主力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上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行军越紧张,越需要把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筹粮筹料,战士们眼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就得强撑着时刻留神,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赶紧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刘大爷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他就一头撞到马肚子上,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涡河以北的敌人察觉我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四师随即反攻王貌文的暂十四师和马彪骑八师。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和旅政委赖毅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原来是顽军方面提出停火谈判,我军则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辛苦奔波一场,没捞到仗打,有的人就不甘愿了。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有点“二乎”,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上刺刀!”,楞把别人赶了出去。结果,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是不错的,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用刘大爷的话说,这次战役,是虚惊一场,到南边旅游了一趟。
刘大爷说“南下会师”就象是一趟旅游,确实这样。南下支队从大老远的沛县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却一直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这让大家都很不自在。
本来嘛,这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现在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不知道“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其实,八路军自己对坑道作业也不熟练。打魏楼的时候,弄不清该放多少炸药(迫击炮弹的装填药)才合适,为保险起见就往多里装,还连接了三根导火索。结果轰隆一声,把守寨墙的一百多敌人全部炸死,也把埋伏在最前面,准备冲锋的突击排战士震死了几个、震傻了一个。
南下支队闲着,可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他们打土顽、开展“急性土改”、广泛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也不用不着八路军插手,因为国民党军根本不经打。
自从四一年新四军被迫撤出淮北以后,国民党军就和日伪军就在这一带达成默契,搞“和平共处”。结果几年下来,顽军打仗的功底严重退步,可搜刮积累的财物却着实不少。现在新四军回过头来,不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还发了一大笔财。
国民党的“保安常备军”打不过日本人就谈判,打不过新四军也谈判。于是共产党就和他们谈,结果,广大的乡村归我们管理,留部分城镇给国民党。
南下支队实际上是担任了谈判时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原先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骑兵团则是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有这样的老牌“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肝颤一阵的。(说起来也有意思,新四军四师的新任师长张爱萍,以前当过红二师五团的政治部主任、又当过红四师十二团的政委,还当过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的团长兼政委!他和“南下支队”倒真是很有渊源)。
谈判结束后,南下支队于11月中旬返回丰县。临走之前,地方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伙食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八路军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大爷领到了八块六。当时,日伪顽对涡河一带实施经济封锁,所以工业品紧缺、农产品便宜。一斤牛肉5角、一斤羊肉3角、10个鸡蛋1角钱,于是战士顿顿有肉吃,战马天天吃鸡蛋,大家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战果任务”的,比如骑兵团,44年有一项任务指标是:缴获重武器100件。现在眼看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的,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可是各路敌人都躲得远远的,八路军遇不到对手,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沛县。
不过,刘大爷倒是有点“收获”。部队过永城的时候,按惯例先找“大户人家”住下,老刘大概是住在了别人的书房里,满架子的各类典籍他看不懂,翻来翻去,突然就翻到一本有“图画”的书,好看。这本书是讲怎么做西洋体操的,字不多,可画了不少示意图,男的肌肉强壮、女的曲线妙曼。那时候,成天打仗的农村小伙谁见过这个,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大家抢来抢去的看图画(当然主要是看女的),结果就把书扯破了。怎么办?当排长的掏钱赔偿呗!于是,刘大爷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不过这本“体操课本”没多久就五马分尸,被大家一人一页地瓜分了,最后,老刘一个体操动作也没学会,真是浪费了教材。
回到沛县,湖西这边的战役也结束了,南下支队的使命完成,宣布解散。
九团团长匡斌神秘兮兮地来找况玉纯,约他去单县打仗。原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二十九纵队(时锡久部)进驻了单县东北的插花楼,匡斌的意思是想要骑兵团先快速过去把敌人监视起来,九团再随后赶到,两家一起把时锡久吃掉。
匡团长约骑兵团当帮手,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动作快,能追逃也能打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骑兵不擅长攻坚,真正打据点还要靠他们步兵九团,他算盘打得倒挺精。
反正有仗打就是好事,况团长答应了。可是,匡斌敢不打个招呼就把部队拉出去,况玉纯可不敢。(匡斌少将是有名的“嘎子”,从红军到解放军,战功和过错等量齐观,比电视里的李云龙“有故事”多了。他要是不犯“嘎”劲,也就不会从王牌旅长的位置上下来去当空头团长,吴忠少将也就当不上二十旅旅长了)。
骑兵团急行军九十华里,赶到单县插花楼西南五里的大朱庄村,敌人派到村里催粮款的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俘虏了,时锡久的老婆跑到村里来玩,也被骑兵抓了起来。
没多久,几个步兵团也相继赶来,最先到达的是八分区的独立团和老七团,曾思玉司令员指挥他们迅速把插花楼据点包围起来,等九团匆匆赶到时就只剩下看戏的份了。匡斌气得哇哇叫。
那时候,打游击是个零打碎敲的苦差事,攻城拔寨的“油水”要大得多,九团好不容易订下的菜,却让七团先上了桌。七团原先是六八五团二营,平型关战役时,匡斌就是二营七连长(他是攻打老爷庙时受了伤才离开这支部队的),而曾思玉又是当时团里的民运股长。老战友、老部队让自己吃了个哑巴亏,难怪匡团长要大发脾气。
插花楼这里,时锡久的千把号人多是些土匪流氓,装备和战斗力不怎么样,据点工事也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