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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书。记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经钦宗，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辽、金三朝交涉与和战的历史。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各种史料全录原文，“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贬，以备史家采择。被征引的二百多种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梦莘坚信，客观地介绍各家之说，让人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此书不仅保存了宋、辽、金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还保存了辽、金的许多社会经济史料。
宋九朝编年备要——南宋陈均撰，共三十卷，编年体。一二二九年成书。此书广采日历、实录、李焘《长编》及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订，记载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据事直书，不加褒贬。
两朝纲目备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记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此书叙事简明，所记两朝政治和经济的一些事迹，为其他史书所不载。
宋朝比较重要的当代史还有：南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历史。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记载南宋高宗至宁宗的事迹，成书约在理宗时。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国的本末，大约是南宋遗民入元后所撰。
此外，南宋人叶隆礼，采前人记载，成《契丹国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据见闻成《大金国志》四十卷，是辽、金的当代史。两书多有来自传闻的纪录，不免失实，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通志与通考 通志与通考是宋元时期新创的史学体裁。
通志——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帝纪二十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书。郑樵字渔仲，福建兴化人。他强调《史记》通贯古今的优越性，批评《汉书》等断代为史的局限性，决意编写一部融会群书、包罗万象的通史。为了编写这部书，他作了三十年的艰苦的准备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分别写出各种专门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匆匆编纂成书。因此，《通志》只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纪和列传综合诸史而成，使无重复之处。年谱是他新创的体例。又有“略”相当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书的精华。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十五略，大半为历代正史所无。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袭前人。郑樵主张“会通”，提倡编写通史，指出断代史之失为“繁文”（重复）、“断梗”（史事不相连接）。同时主张据实纪录，反对过去史书的褒贬美刺之法，斥之为“妄学”“务以欺人”。认为史书“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又反对阴阳五行说，斥之为“妖学，务以欺天”，认为史书“专以记实迹”，应“削去五行相应之说”。这些都是独到的见解。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书。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元初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州学教授。司马光的《通鉴》对典章制度记述比较简略。马端临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详细记录自古代到宋宁宗嘉定未年的各种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典，记载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止。《文献通考》扩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货一项即细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同时，又新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补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宝后到嘉定未年这段时间内又作了新的编纂。《通考》收录大量经籍、史书、传记、文集、奏议、笔记等文献，还摘引唐宋诸臣的奏议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的本未能获得概括的知识，并经常加以作者的按语。在食货各门中，注意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划分出变革的阶段性的标志。《通考》记载宋代的制度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载。
《通志》、《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被学者合称为“三通”。
（三）金石学、考古学
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一○○○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А薄０压糯魑锏弊饕幻叛世囱芯浚故侵烊首谝院蟮氖隆�
刘敞《先秦古器记》——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进行著录和考订。一○六一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经常出上古物。刘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卷。有图录、铭文、说及赞。刘敞书已失传，从欧阳修《集古录》所收先秦古器可见大概。
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六九年，欧阳修子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宋徽宗时，士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條《铁围山丛谈》）。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
《金石录》书影
《宣和博古图录》书影
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А⒍亍ⅰ⒆稹⒑龋际枪牌髯栽仄涿疲稳艘蛞远摹�
（四）目录学
班固撰《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专学。宋、金、元时期在目录学方面有十分显著的成绩。
崇文总目——宋代承袭前朝，由官府聚集学者，校勘图书编目。仁宗时，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看详，定其存废。又命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前后历时八年，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赐名《崇文总目》。《总目》著录群书，首书名，次卷数，最后著录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略考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
通志·艺文略——郑樵《通志》中编有《艺文略》。郑樵不取唐以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也不赞同《七略》的体例。《艺文略》尽收古今目录所述群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