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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田赋——张居正任首辅后，面对前朝形成的财政危机，从节流与开源两方面力图挽救。节流主要是裁减冗官冗费，对皇室的费用力求撙节。开源主要是清理逋欠的田赋。万历元年，敕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次年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三年，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厉督促官员奉行“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明史·傅应桢传》）。经过整顿后，明朝的财政有所好转。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京通储粟足支八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次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积余八十六万余两。但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的财政收支又出现了亏空，计岁人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亏空了三十九万余两。张居正上疏说：“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他要求神宗“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
张居正清理速赋，说是针对侵欺隐占的“权豪”、“奸民”，但实行中，地方官吏不敢催征势豪大户，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流弊也是严重的。
清丈田亩——明朝田赋减少的根本原因是豪民兼并田地而不纳税，税赋仍加给失去田地的农民。所谓“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是历代常见的现象，至万历时尤为严重。各地农民不断逃亡或起义反抗，田地被兼并田去税存也是重要的原因。张居正曾指出：“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张居正在清理田赋逋欠后，进而在一五七七年提出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田地。次年，正式实行。企图通过丈量，田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致独困，豪民不能并兼”。（《张文忠公全集》附录“文忠公行实”）一五八一年，田地丈量完毕，总计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的统计数字多出三百万顷。虽然执行丈量的官吏或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有的豪猾势家也千方百计进行抵制，致使这一数字不很确切，但毕竟把地主豪强隐瞒的土地清查出了不少，使豪民的隐田逃赋受到打击。湖广等地原来垦田数字减少最多，经清丈后增额最多。
改革赋制——五八一年，张居正在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前朝试行过的一条鞭法，对赋没制度作了全面的改革。
《明史·食货志》说：“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续通典》卷七说：“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大致说来，此项改革包括：
（一）赋役合并。原来的赋（两税）役（里甲、均徭、杂泛）以及土贡方物等并成一项。取消力役，一律征银，由人丁和田地分担。（二）田赋一概征银。除苏、松、杭、嘉、湖地区继续征收本色粮食，以供皇室官僚等食用外，其余一般征收折色银。（三）计算赋役数额时，以州县为单位，各州县原有的赋役额不得减少。（四）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原先田赋交本色粮食，很不方便。改为征银后，便于交纳、储存和运输，这就是所谓“丁粮毕输于官”。
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弊端。役银由旧制依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使无田或少田的居民减轻了负担。一条鞭法的主旨在于使多占田者多交税，是针当时土地兼并盛行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也是赋役制度史的一大变革。新法自一五八一年开始实行，各地逐步推广，大约至一五九二年前后，全国各地包括边远省区，都已陆续实施。各地方因情况不同，具体的实施办法也互有差异。如关于役银的丁、田分担比例，各地实行的办法就极不一致。有的地方以丁为主，以田地为辅，采用“丁六粮（即田地）四”的分担比例；有的地方以田地为主，以丁为辅，人丁承担四分之一，田地承担四分之三；也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各承担二分之一。即使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州县，负担比例也不一致。如凤阳府所属泗州争盱眙一五九九年所编的四差银（四差包括里甲、均徭、驿传和民壮），都是丁所出的总额，大于田粮所出的总额，而天长一县则相反。三州县每石地亩粮所带征的四差银数量，轻重也极悬殊，其中泗州和盱眙分别是一钱三分和四钱九分五厘三毫，而天长县却高达二两一钱。总的说来，各地征额虽然多有差异，但改力役为征银，依占田与人丁多少分担，各个地方则基本相同。这一办法之能以实行，当是反映了农民已便 于出售产品，换取货币。农民生产的布帛菽粟，到市场上出售，自不免要受商人的盘剥，但在客观上却也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先后凡十年。这十年间，明朝边境，大体保持安静，因而得以致力于内政的兴革。张居正曾奏谏“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他以务实精神所致力的兴革，大体上在于考核选拔人才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这两个方面。增加收入的办法，局限于清理田亩、改革赋役，实质上是反映着官府与豪民的利益争夺。不过，这些改革客观上也有利于减少贫民的负担，作用还是积极的。一五八二年三月，张居正病死。死前一月，曾上疏请捐免万历七年以前积欠赋税，以消除岁岁“带征”之弊，获准施行。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与世宗朝的张璁同一谥号。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张居正的施政范围与年限，都超过了张璁。
二、黄河的治理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还经办过一件大事，即任命潘季驯治理黄河水患。
一五七八年，黄河在桃源北的崔镇决口，河水北流，宿迁、沛县、清河县、桃源两岸多被冲坏，黄河淤淀，迫使淮河南流，高家堰湖堤被冲决，淮安、扬州两府间的高邮、宝应等地都被水淹没，形成大患。张居正深以为忧。这时，河漕尚书吴桂芳病死，遂荐用刑部侍郎潘季驯为工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理河漕。
乌程人潘季驯，曾在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总理河道。穆宗隆庆四年（一五七○年），黄河在邳州决口，再次受命治河，次年工竣。神宗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年）巡抚江西，次年，入刑部。河决为患，朝中议论不一。或主浚海口，或主复故道。潘季驯受命后，与督漕侍郎江一麟去实地观察水势。他认为，故道久湮，虽修浚恢复，深广也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高家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明史·潘季驯传》）于是上疏提出治河的六条办法：（一）塞决口以挽正河；（二）筑堤防以杜溃决；（三）复闸坝以防外河；（四）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六）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神宗实录》卷七六）。六策获准实行，至次年十月修筑工程结束。共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此次全面治理后，接连数年，河道不再有大患。一五八○年春，潘季驯因功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同年秋为南京兵部尚书。
潘季驯依据治河的经验，反复研考，写成《河防一览》、《宸断两河大工录》等著作，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治河理论。他的治河方法以束水攻沙为基本原则，即“缮治堤防，俾无旁决”，从而使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因为黄河之水“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澡，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积”（《明史·河渠志》）。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潘季驯非常重视河堤的修建。修堤方法有：“缕堤以束其流”，“遥堤以宽其势”，“滚水坝以泄其怒”。缕堤筑于接近河滨的地段，平时用来约束河水，使之奔流于河床之中。洪水到来后，流量太大，河床往往不能容纳，因而须事先离河二三里另外筑堤一道以防洪水侵及陆地，这便是“遥堤”。滚水坝是选择地势低洼而又地基坚实的地段，用石头建成，当洪水涨到一定高度时，洪水会通过减水坝宣泄一部分，贮于低洼地带，以免河床水量过多。由于减水坝由石头做成，因而不会被水冲溃造成灾害。潘季驯对于筑堤的方法也有总结，说：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费，让远而勿与争地，则堤乃可固。潘季驯的这些理论，是多年的实际经验，考索而得，在当时是难能而可贵的。
三、达赖封贡
张居正任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