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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丝织业
丝织业是中国古老的手工业，明代继续发展。丝织从养蚕、缫丝到纺织及纺机工具，此时皆有新的改进。对蚕种的选择，蚕病的防治，桑叶的培植，育蚕的工艺，结茧缫丝的方法与工具，都有规定的程序和改进之处。改良桑树，使之多叶而株矮，采叶多而省工。改进过的缫丝工序是“以一锅专煮汤，供丝头釜二具，串盆二具，缫车二乘。五人共作一锅。二釜共一灶门，火烟入于卧突，以热串盆。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为沟以泻之，为门以启闭之。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缲。即五人一灶，可缫丝三十斤，胜于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也。是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矣。”（《农政全书》卷三十一）徐光启提供的缫丝工序，既可节省人力，多出丝，又可节省燃料。
丝织机有两种，一种是沿袭元代或明初式样的“花机”。这种织机实际上是一种提花机，专织上等丝织品。提花的样式，工匠可以用“花本”（即花样的设计图纸）上机，“梭过之后，居然花现。”（《天工开物》卷二）另一种织机是“腰机”，专织平面的丝织品，一人操机，技艺高的也可以织出精品。福州的织缎机原为五层，弘治时，工匠林洪将它改为四层，称为“改机”，提高了产品质量。（《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江南濮院镇织纱绸，以前用土机，万历时，机户沈大德改为“纱绸机”，专用于织纱绸，大大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当时织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织各种丝织品，大都有专用织机，在苏州市上就出售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多种织机，说明丝织业发达的程度。
丝织业发达地区，除江浙外，以山西潞安府最为驰名，所产潞绸，著名全国。潞绸起源甚早，明初已盛，“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产品行销各省，乃至边境民族地区。潞安丝织业最盛时织机达到九千多张，以后逐渐衰落，但直至明末织机尚存二千多张。（乾隆《潞安府志》卷八）
三、陶瓷业
陶瓷业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制瓷业的中心仍是江西的景德镇。这里有丰足的高质量的制瓷原料高岭土，有上万家的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明人王世懋所见的景德镇的情景是“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二酉委谭摘录》）
除景德镇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的制瓷业也很发达，生产各具特色的瓷器。
各地的官窑大都资本雄厚，巧匠众多，生产供皇家御用或祭坛陈列的瓷器，这些产品不计成本，精益求精，本身不是商品。有些瓷釉用色或形制，民间禁用，只能是一些艺术品。民窑主要生产商品瓷器，大多是民间实用的生活用瓷器，产量甚大，行销国内外。其中也有几所著名的民窑生产精美瓷器，是传世珍品。如崔公窑的主人崔国懋，善制仿宣德、成化制品，谓之“崔公窑瓷”。周窑的主人是周时臣，号丹泉，万历时人，精于仿制古器，可以乱真。壶公窑的主人吴为，别名十九，所制流霞盏、卵幕杯，色料皆精美。
明代制瓷业工艺上的创造是用陶车镟刀代替以前的竹刀镟坯，吹釉代替了以前的蘸釉，此前的瓷器大多为单色釉，此时大量制出青花、釉里红及三彩、五彩等多彩瓷器。瓷器的种类，明代也比前代加多，除普通用
品如碗、盘、碟、钟、瓯、盏、盒、杯等之外，还有酒海、炉、瓶、半边胡芦瓶、罐、坛、花缸、渣斗、醋注、烛台、花尊、笔筒、笔架、凉墩、扇匣等。
四、造纸及印刷业
明代造纸业十分发达，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万历时，江西铅山县的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康熙《上饶县志》卷十）纸张的品种繁多，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的“火纸”、“糙纸”，用于包装物品。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即成为喜庆用的“吉柬”。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专供办公呈文用的“连四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是高级的书写纸。
蒸煮纸浆的工艺，多用石灰，提供了纸浆的质量。福建等地的纸坊破碎原料，多用水碓，提高了功效。
纸张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的显著发展，为印刷业提供了条件。江南地区由于印刷业发达，城乡出现大批刻字工人。刻字工价，每叶两板，每板工资银一钱五分余。江南刻工，三分银刻一百字，按当时银价，不过铜钱二百文。由于刻字价贱，故印书甚多，私人出版物随之大增。（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
明末的印书作坊，规模相当大。到天启、崇祯时，常熟虞山富翁毛子晋开办很大的印书作坊，专营出版古籍。为了搜求古本珍本，特建汲古阁，延聘文士，建双莲阁，延请僧侣，另一阁，延请道士，整理书籍，校对文字。汲古阁后楼贮存书板，楼下及两廊供刻书匠人居住。匠人中有刻书匠，还有印匠和装订匠。毛氏汲古阁所印书种类繁多，上自十三经、十七史，以至丛书、别集、道藏、词曲等，享誉一时。
明代印刷技术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短板、拱花等工艺。中国是活字印刷术应用最早的国家，明代铜活字、铅活字排字印刷技术都有所发展。无锡人华珵、华燧、华坚曾使用铅活字印了许多种书籍，如《剑南续稿》、《宋诸臣奏议》、《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蔡中郎文集》等书。同县人安国也用铜活字印刷过《正德东光县志》。常州、苏州、南京也都有铜活字印刷业。正德时，“毘陵（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
套印技术是将同一板面分成几块相同大小的板，各用一色，依次序印在一张纸上，即成套色印刷品。这种套色技术常用于有各色批注的书，有时可套印三、四色批注文字。饾版是把同一版面分成若干个大小不同的版，每块版只是整版的一个部分，将各块版分别刷上需要的颜色，逐个印在同一张纸上，成为一幅多色斑烂的图画。最著名的饾板印刷品是安徽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印成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包括翎毛、花卉、虫鱼、竹梅、兰草、山水、人物等。另印有《十竹斋笺谱》，除用饾板印刷山水人物、花草羽虫的图画外，还使用拱花的技术，将雕好的版不用颜色压印在纸上，形成凸出的花纹，实际上是一种凸印法，多用以表现图面上的白云、流水、叶脉、衣纹等。套印、饾板、拱花技术是我国印刷史上最有创新意义的成就。
五、矿冶业
矿冶业，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原料、燃料原料、铜、银货币原料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加上矿冶业开发所需用的劳动力，得到流民劳动力的补充，因而有了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采煤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做燃料的国家。明代的煤已应用于普通居民的日常做饭和手工业加工，极为普遍。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了当时煤炭开采和使用的情况：“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北方勿论。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不用风箱鼓扇，以木炭少许引燃。……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锻。……末煤如面者，多曰自来风。泥水调成饼，入于炉内，既灼之后与明煤相同，经昼夜不灭。半供炊爨，半供熔铜、化石、升朱。至于燔石为灰与矾硫，则三煤皆可用也。”（《天工开物》卷中，燔石）各地开采的煤矿有：南直隶和州的含山县牛头山煤矿、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白羊口煤矿、京师的西山煤矿、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煤矿。京师西山煤矿的煤，是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
当时找矿还仅凭有经验的矿工“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然后掘挖”。“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䦆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天工开物》卷中，燔石）可见当时采煤技术，已经基本解决排除矿中瓦斯，以防止中毒和爆炸，用木支架，以防冒顶等问题。这在世界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炼钢冶铁业有长足的进步。铁产量有相当大的提高。山西是冶铁业兴盛省分，明初山西铁课官定额为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明会典》卷一九四）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山西阳城铁冶，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如按课税率十五分之一计算，这时山西阳城的铁产量每年已达七百五十万乃至九百万斤左右，比明初提高了七、八倍。
著名的遵化官营铁厂，在规模上更加宏大。正统三年（一四三八年），有烧炭人匠七十一户，供木炭十四万三千七十斤。淘（铁）沙人匠六十三户，供铁沙四百四十七石三斗。铸铁等匠六十户，并征集附近州县的民夫六百八十三名，军夫四百六十二名。顺天、永平两府的轮班匠和法司送到的炒炼囚犯也在厂供办柴炭铁沙和炼铁劳作。（《明会典》卷一九四）
民营冶铁也有发展。福建蒲城的殷实大户“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西园闻见录》卷四十）福建所产铁，名为“建铁”，质量优良，被用为制造火炮、鸟枪的铁料。用“建铁”铸造的佛郎机炮、将军炮和锻造的鸟枪枪筒，施放时可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