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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 误所致。”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ē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旷骑（彍音扩kuò），宿卫京师。天宝以后，彍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来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傣。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邀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á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宫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迫禁军，调动兵马。禁军中又选出勇壮，作护卫皇帝的亲军，称“诸班宜”，地位在一般禁军之上。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宋太宗戊北汉、辽朝，都是领兵亲征，临阵指挥。太宗对宰相们说：“五代承袭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所以享国不久。太祖竭力挽救这个弊病，我做皇帝，也总在考虑这事”。宋太祖、太宗一直在尽力摧毁方镇擅权割据的旧制，经过两朝的逐步改革，全国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在禁军，而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别、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裘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
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秦朝和隋朝统一后，都曾用收缴、销毁武器作为巩固统治的一个办法。宋太祖没有专从武器方面着眼，而是亲自掌握禁军，对军事制度逐步加以改革。相沿百余年之久的军阀割据，一变而为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作用是显著的。但宋王朝也由此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加强了对农民的镇压。
二、地方官制
宋代官制，承袭唐、五代制度，但从制止割据、集权中央的目的着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县两级，另设“道”为监察区域。宋朝改为路、州（府、军、监）、县制，但对州一级严密控制，权力集中在中央。
监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设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主管军需粮饷等事。统一后，转运使成为总管各路财赋的官员，又命京宫为转运判官。唐玄宗时，全国分十五道，各道设采访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十五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转运使、副使、转运判官成为朝廷特命的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要管领所属州郡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其后权力扩大，有时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并规定各地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把当地情况报告给朝廷。又设安抚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财政。真宗时，为分割转运使的职权，又设提点刑狱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荐举官员。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各设官衙，转运使司俗称漕司，安抚使司俗称帅司，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总称“监司”。监司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和兵权、司法权，号称“外台”，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寄”，权任颇重。
州县官——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宋朝统一过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属京师。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属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太宗时，右拾遗李瀚建议，节度领支郡，多叫亲信掌管关市，不便于商贾流通货物；不使有所统辖，以分方面之权，是尊崇王室，强干弱枝的办法。太宗采李瀚建议，九七七年诏令后周旧地邠（音宾bīn）、宁、泾、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属京师。从此不再有支郡，全国各州都直辖于朝廷。
宋朝仍保留节度使名号，但和唐、五代的节度使，全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初，节度使名号用来礼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罢政，出守外地，加节度使的职衔，叫做“使相”。节度使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