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院螅白衫鹘住保兴尽坝诘胤接Π旃拢幻飧磁伞薄�
类似这样的加派，是不胜枚举的。中央有“部费”，地方有“设法”。广西有“均平”，江西有“解费”，陕西有些州县“私派名色不下三十余项”，直隶有的地方正赋每亩一钱三分，而什派“每至三四钱”。总之，“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层出不穷。
其次，清王朝的加派，有的是在科取所谓正额以外的盈余的名义下进行的。关税盈余，就是一例。关税的盈缩，随货物流通的消长而定，本来不可律以固定的数额，更无所谓额外的盈余。清朝初年，也曾一度取消所谓定额。顺治七年（一六五○），就曾规定以后关税不必定额，“恐有余者自润，不足者横征”。康熙四年（一六六五），还曾“罢抽税溢额议叙之例”，防止经征官吏以横征暴敛作升官捷径。应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规定。以后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虽然有过一次反复，但在整个康熙时期，“关差苛取溢额，希图议叙”，仍然是视为禁例的。
关税盈余的正式解交，是从雍正时开始的。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江西巡抚裴度把湖口关税盈余，悉数解交户部。对于这笔盈余，雍正帝一面告诫说：“倘额外剥削商民，则断然不可。”一面夸奖说：“今岁盈余，是尔等清厘所致。”嘴里说“数觉过多”，两只手却早已伸出去，照数赏收。
乾隆时期，盈余便和正项一样，成了关税必征的项目。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式规定：各关盈余银两，必须与上年数目相仿。十四年（一七四九）更进一步规定，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各按数定以处分，并且“永著为例”。由康熙二十六年的“议处溢额”到乾隆十四年的“议处缺额”，六十年间，事情走向反面。
这个办法行之未久，即因“各关奏报盈余较雍正十三年有赢者居多”，于是又回到乾隆六年的办法，“仍与上届相比较”。表面上是防止税吏“从中侵隐”，骨子里是朝廷要尽量搜刮盈余。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又进一步改为与前三年比较。名义上只要不少于前三年中任何一年，即可核准报销，实际上变成以“上三届征收最多年份”为准，仍是尽量多要。作为对抗之策，关税经征人员则想尽各种办法，拉平各年税收，以尽量少交对付尽量多要。在对外贸易税收中心的粤海关，每当临近向北京解款之时，经常出现装卸船货、稽征钞税一概后延，进出口贸易临时中止的怪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着眼于拉平各年税收。这种手法，大概也为清廷所察觉。因此，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停止了乾隆四十二年的办法。将所有盈余数目，“酌中定制”，制成新定额，不再与上三届比较，而新定额以上之盈余，仍须据实报出。这分明是以多要对付少交的新手法，但却被说成是防止“司榷各员藉端苛敛”的“体恤”措施。
总之，乾隆帝是百计搜求盈余于定额之外，嘉庆帝是千方追索已包括盈余在内的新定额以外之新盈余。定额之外有盈余，盈余之外，又有盈余，和正项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加派，如出一辙。
最后，清王朝还通过所谓“折色”的办法，进行额外的勒索征派。
所谓“折色”，是以货币代替实物的交纳，以漕粮为例，清朝征收的漕粮中，大约有百分之十是折价征收银两的。这种漕折，一向被说成是清王朝减轻人民负担的“恩惠”。因为根据官方的规定，折价较低，而且固定不变。从顺治到道光，每石漕粮的官定拆价，虽然地区之间，各有高下，但始终在五钱至八钱之间，一般低于米粮的市价。因此，只有在交通阻滞，清运困难，或灾荒欠收，无粮可交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这种“恩惠”。
但是，官方规定的折价，只停留在纸面上。实际则米价变动，折价也随着变动，它不但不低于市价，反而三倍、四倍乃至五倍于市价。
顺治时，江西米价每石不满四钱，而潜折实际每石一两二钱，三倍于市价。
康熙时，江南米价每石不过五钱，漕折每石二两，四倍于市价。
乾隆时，各省漕折每石自三两数钱至四两数钱不等，而当时米价，低则不到一两，最高也很少超过二两。可见，纸面上的规定和实际的执行，根本是两回事。
在征收漕折中，还有所谓“民折官办”的办法：或由折漕州县赴临近水次、运漕方便的州县，照额采购，交兑起运；或径由运漕方便的州具代办，再从该州县应交地丁银内照数扣除。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名义下采用的。但实际的结果，却与此相反。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实行“民折官办”，每石漕粮折银八钱。后来河南粟米市价下落，于是在八钱折价中，户部扣下一钱五分，只留六钱五分给巡抚买米起运，巡抚则“分委州县”，州县又“复派小民买输”。到头来小民还是交的粟米，而户部经过一次“民折官办”，凭空每石得了一钱五分的额外好处。到了乾隆年间，河南粮价上升，这时一部分改征折色的漕粮，由临近水次，交通方便的州县代办。在粮价未涨之先，代办州县每运米一石，从应交地丁银内扣银六钱五分。粮价涨了以后，原扣地丁银两不敷办运，这时户部却不闻不问，扣银丝毫不添，运米一石不得短少。
清王朝的这种变相勒索，并不止于潜粮。在各种金属矿产中，贱价勒买、高价出卖，几乎是通例。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官钱局购买铜斤，当时市价每斤一钱六、七分，而官价只给六分五厘，连市价的一半都不到。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清王朝对云南所有铜矿，除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课铜”以外，下余铜斤，全部官买，谓之“官铜”。当矿民自备脚费把“官铜”运到省城，卖给官铜店时，每斤得银不过五分，而官铜店转手即以九分二厘出卖。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云南巡抚郭一裕把云南官铜的收买价格每斤提高了一分，可是就在同一时间，课铜的折价却比官铜的价格高出两钱以上。乾隆四十年（一七五五），贵州各水银厂折实抽课，实物折价，在当地交纳，却要按大大高于产地价格的汉口市价。凡此种种，说明清王朝利用价格的垄断加重财政的剥削，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二、加派的后果
财政加派，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它不但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加重人民的负担方面，漕粮的征课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前面提到，漕粮的改折，使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几倍。事实上，占漕粮百分之九十的征实部分，所加于人民的实际负担更为惊人。
清王朝征收漕粮，年约四百万石。要把这些潜粮由南方征收地区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和通州，就得加上以下七项费用。这七项无一不是正项以外的附加。
一、随漕正耗。这是备北京、通州两处米仓损耗和沿途运输折耗之用。运京仓的漕米，为正兑米，每石加托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运通仓者为改兑米，每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
二、随漕轻齐。这是正耗以外的余耗，先期征解仓场，为转运脚价之费。每石正兑米加耗米一斗六升至三斗六升，改兑米加耗米二升，折征银两。
三、随漕席、板、竹。这一项包括漕船运粮需用的各项物料，有的征实物，有的折征银两，通算每石漕米征银大约八厘左右，合米一升左右。
四、行月钱粮。这是给运丁的口粮。按月发给，谓之月粮。每月八斗至一石不等，出运之日，另给行粮每名二石四斗至三石不等。行、月二粮合计，每名每年在十二石至十五石之间。每年运丁以六万计，运粮以四百万石计，平均每运粮一石，约征行、月银根二斗。
五、赠贴银米。这是对运丁的津贴。正额高下不一，一般是“五米十银”，即每运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折银易米，则每运粮一石，征米一斗五升左右。
六、厅仓茶果。这是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借修仓、造册费用而新加的一项额外需索。每仓以六十两为定额，每粮一石，征银约五厘，合米半升左右。
七、漕耗。这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借运丁津贴和州县兑漕费而新加的一项额外需索。每粮一石，征米一斗五升。
以上七项附加，平均计算，每运粮一石，附加也得一石左右。也就是说，七项附加，等于漕粮正项。
但是对交粮的农民而言，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还不止这七项明文规定的附加，而是并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大量存在的各种苛征勒索。
在“随漕正耗”之外，有不见明文的“折扣”、“淋尖”和“踢斛”等等浮收；在津贴运丁的“行月钱粮”之外，又有不见明文的“帮丁贴费”；既有专作运转费用的“随漕轻齐”，却又在“轻齐”之外，加上不见明文的“兑费”名目；既有“厅仓茶果”的额外需索，却又在“茶果”之外，增添各项“使费”。可以说，有一项加派，即有一项或数项额外加派。
这些额外加派，愈演而愈烈。
如果说，“随漕正耗”以外的浮收，最初还只限于斛面，那么后来就发展而为折扣；如果在乾隆中期，折扣还不过每石数升，那么经嘉庆至道光时，就已增至五折、六折，也就是“交米一石，需米二石”。
“帮丁贴费”，以前每船不过百余两至二、三百两，后来则递增至五、六百两乃至七、八百两；最初还不过帮费一项，后来则进而发展为铺仓礼、米色银、通关费、盘验费等各色名目。
“兑费”在顺治末年，每石不过征银五分，转眼之间，就加至一钱乃至四、五钱不等。顺治末年，它还被看作额外苛求而加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