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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中缅之间的商路和交易的商品，都有所扩大和增加。中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满载丝线、纸张、茶叶、果品以及各项什货，从云南境内运到缅甸京城，回程则载运棉花、食盐、羽毛和黑漆。黑漆运回中国，“经过掺和香料加工以后，便成为驰名的商品——中国油漆”。中国的文献中说，缅甸“仰给内地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需用尤亟。彼处所产珀玉、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
十九世纪初年，中缅陆路贸易又有进一步的扩大。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如雄黄等不仅销于缅甸，而且由仰光出口，远销西亚和欧洲。在缅甸对中国的出口中，棉花和玉石已成为大宗商品。二十年代中期，由陆路运至中国的棉花，年达一千四百万磅，不仅供应云南，而且远销贵州、四川。由于棉花贸易的大量增加，三十年代的八莫，已经有了中国商人的棉花仓库，经常有五百名左右中国商人住在这个棉花贸易中心。至于玉石贸易，在它的极盛时期，居住缅甸的云南玉商达百余家。开采玉石的工人，多以千计。每年玉石产量，达数千石。缅甸古都阿摩罗补罗的一所中国庙宇中，还保留有五千个中国著名玉商的名字。
中国自陆路以入越南，很早便见于历史记载。现在广西的友谊关，是两国人民传统的往来孔道。清朝初期，闽粤一带人民曾经大量移入越南。自北部的谅山至中部的广义，十四省中，都有他们的足迹。中越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商业联系。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广西与越南之间的陆路贸易更加频繁。当时内地赴越南贸易的商民，多从广西平而、水口两关和由村隘旱路出口。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越南之高凭镇牧马庯立市；由村隘来商，在谅山镇之驱驴庯立市。其中驱驴地方，为各处货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还另在谅山镇属之花山添设店铺，招徕平而关出口商人。七十年代中，这些商道上往来的中国商人，经常数以百计。
中国和暹罗的贸易，以海运为主。但陆路贸易，也有长期的历史。十七世纪中叶，暹罗的拍腊王朝和中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长期居住暹罗的华侨达到三千左右。当十九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暹罗古都大城以北时，他们发现那里早已建立了中国的陆路贸易。中国商人克服了自然条件的严重障碍，开辟了通过缅甸掸邦进入暹罗的商道。暹罗境内的商道，可以到达难河上的难府和北部的重镇南邦。在这些山川险阻的商道上，中国商人每年从内地带来铜器、生丝、岩盐、锡箔、花边等日用品，然后又从暹罗把铜砂、象牙、兽角等货运回中国。这种历久不衰的陆路运输，曾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奇迹，它证明了和平贸易纽带的牢固。
中国和东方邻国朝鲜的贸易，一向以陆路为主。在清朝统治全国以前，鸭绿江上的新义州和中江，图们江上的庆源和会宁，就是两国市易的传统口岸。中朝边境居民，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入关以后，维持定期市易的办法。乾隆时期，会宁、庆源每逢开市，商人云集，中国商人前往会宁市易者，一次可达二百余名。市上交易的货物，从药材、纸张、毛皮、蔴布到牲畜、农具、食盐、渔产，极一时之盛。
二、海上贸易
中国和海上邻国的贸易，包括日本、朝鲜、琉球以及印度以东，伊里安岛、菲律宾群岛以西的大片地区。其中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东的南洋地区，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有些地方则出现相对的衰落。
日本、朝鲜、琉球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民间很早就有贸易往来。明末徐光启说：“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贡市。元时来贡绝少，而市舶极盛”。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早在明朝以前，已经有所发展。
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有进一步的增进。当时清王朝为了鼓铸钱币的需要，每年从日本进口大量黄铜，中国输至日本的货物，则以绸缎、丝斤、食糖、药材为大宗。为经营这些贸易而开赴日本的商船迅速增加。在清王朝入关以前的十年间（一六三四———六四四），平均每年赴日商船为五十七艘，一六八四年开海以后，五年之间（一六八四一一一六八八），迅速上升到一百九十四艘（《华夷变态》上册、中册统计）。但是，铜的外流，引起了日本的忧虑。一六八八年德川幕府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中国国内产铜，也开始有所发展，因此中日之间的贸易，相应的减缩。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两国间维持正常贸易的船只，没有超过十艘，较清初已大为减退。
中国和朝鲜的民间贸易，原只限于陆路。清朝入关以前，对此一直严格执行。崇德二年（一六三七）规定：内地民人不但不许由海上前往朝鲜贸易，即使遇风漂至朝鲜境内，亦必解送回国。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这种限制才稍有放宽。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停其解京，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虽然如此，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发展。
中国和琉球之间的民间贸易，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开放海禁以前，也是严格加以禁止。以后始略放宽限制。私人船只至琉球者，由政府发给执照，进行小量贸易。琉球输至中国者，多为海产；中国输至琉球者，多为农产。但是进出口的数量，都十分微小。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从琉球来到中国的船只，每年不过两、三只，最多到过五只，有时甚至一只也没有。
印度、缅甸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有很长的历史。十四世纪以前，中国的海船是中印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南洋印度洋一线商旅，无不利用中国商船。十五世纪初期，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来到印度西海岸的古里，装载客货。但是，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中印海上贸易逐渐趋于衰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初期，才又在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等地发现中国商人。但十五世纪的盛况，再也没有出现。
缅甸在十九世纪以前，只有偶尔顺着缅甸南部丹那沙林沿岸而去的中国商人，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海上贸易。一直到十九世纪以后，中缅在陆路贸易之外，才开始有较多的海上贸易。中国广东商人出现于缅甸中部古城阿瓦，是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而第一个广东商人访问缅甸中部另一古城曼德勒，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八六一年。
马来半岛
从马来半岛北去以至暹罗、越南，南去以至苏门答腊、爪哇，东去以至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在这一广大地区中，有比较显著的发展。
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早在唐朝就和中国发生贸易上的联系。明朝初年，中国商人已经大批来到这里。十六世纪初，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马六甲，中国商人在这里的贸易，受到很大的阻碍。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殖民主义者又取代了葡萄牙在南洋的地位，垄断了马六甲海峡的全部贸易。一六五九年荷兰殖民当局无理规定，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商船，除了到邻近的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以外，别的地方一概禁止前去。而这样一点“自由”，后来也为荷兰总督所剥夺。
为了抵制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垄断，中国商人在十七世纪的后半期，纷纷从马六甲转向荷兰殖民势力尚未到达的柔佛、槟榔等地，开辟新的活动场所。马六甲的贸易，在十八世纪以后，逐渐萧条。
柔佛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在十六世纪，这里就是一个“通商于外”的地方。受荷兰殖民主义者排斥的中国商人，很自然地首先选择了这里。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已成为南洋贸易的一个中心。中国商人从国内运来茶叶、烟草和陶瓷器皿，参加贸易的马来亚人不怕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报复，也纷纷把当地的产品卖给中国商人。清初禁海期间，贸易受到一些限制。一七二七年正式开放南洋贸易以后，广东商人又活跃起来。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参加贸易的商人已由广东扩大到福建、浙江等省；参加贸易的商品，也由茶叶、陶器扩大到二蚕湖丝。在柔佛以外，整个半岛东岸的丁机奴、彭亨和吉兰单，通市不绝。
槟榔是马来半岛西岸，马六甲以北的一个小岛。中国商人来到这里，大约是在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这时正当英国势力开始深入马来半岛。在英国入侵槟榔之前，这个岛上几乎没有居民，几年之中，中国侨民和当地的马来亚人开垦了四百英亩以上的土地。这些“勤苦而安稳”的中国人，从事“几乎所有的手工业和零售商业的绝大部分”。十八世纪终了之时，这里的华侨增加到三千人，他们中间，有木工、石工、铁工，还有从事种植的工人。他们为开发这个地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新加坡在马来半岛的商业地位急速上升，取代了马六甲、柔佛、槟榔，而成为南洋贸易的中心。
新加坡是中国南海通印度洋必经之地，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卑劣的手段据为殖民地。在其入侵初期，为了开辟新加坡与中国、暹罗、越南以至日本之间的直接贸易，曾经大量利用中国的帆船。每当“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一八二四年以后，开往新加坡的中国帆船迅速增加，最多一年达到二百五十只。往来于中国和斩加坡之间的货物，每次都在二百万元以上。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
暹罗和越南
暹罗和越南，处于中国和马来半岛之间，它们和中国的海上贸易，都至为密切。
中国和暹罗的海上贸易，至迟在十五世纪初叶便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