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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诉冤，请诛阉竖。明亡后，曾在浙东随军抗清。清初，拒不应召，在家乡著述讲学，成为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他力反王学末流的空疏，主张“学者必先穷经”。他的经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一）“经术所以经世”；（二）治经必兼读史。这同时也成为他所创始的浙东学派的学风。
黄宗羲亲历明朝亡国之祸，痛感宋儒把“君臣之义”视为天理的伦常观，助成君主专制，误国害民。他著《明夷待访录》，在《原君》、《原臣》等篇，依托“民贵君轻”的经义，对君权作了犀利的剖析。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一个君主为了争夺皇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得位之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图自己享乐。所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黄宗羲这些思想的形成，显然受到明末农民战争的深刻的启示，不过，他还并不主张废除君权，而主张通过学校士人的议政和提高相权，来限制君权。尽管如此，他对君权的抨击之论，仍足以震动于当时，并推动了后世民主启蒙思想的兴起。
黄宗羲治经学兼通经史，并研治天文历算、音律，著述有《易学象数论》、《眷秋日食历》、《大统法辨》、《律吕新义》等多种。又以史学方法评述明代儒学，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后又续成《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三书合为宋以来儒学发展史的巨编。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原名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依从南明进行抗清斗争，改名炎武。失败后，游历山、陕、鲁、豫，从事著述，是学识渊博、涉猎极广的一代大师。
顾炎武认为：经学即理学，离开经学的所谓“理学”，实是禅学，“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他所反对的不是程朱，而是王阳明的心学。他指出性与天道，是孔子所不讲的。儒家的治学经世之道，主要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所谓“学”，“自一身，以致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所谓“文”，“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道人之善也”（《日知录》卷七）；所谓“耻”，“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可见他的基本思想是：治学应当博览广识，目的则在经世修身。明末士风败坏，清初多降顺求荣。顾炎武揭出“行己有耻”，当是有所为而发。
顾炎武在学术上力倡实学。明末，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成书，前后历二十年，凡一百二十卷。继承陈第研治经书古韵，成《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又撰《唐韵正》、《古音表》、《韵补正》，合为《音学五书》，是清代音韵学的开山巨著。他的主要著作《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三十余年治学札记的汇编，包括经义、政事、礼制以及历史、地理、天象等广泛的内容，考覈精详，以古筹今，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顾炎武弟子相传，号为浙西学派，与黄宗羲的浙东学派同负盛名。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张献忠军至其乡，他自伤不应征，仕南明永历朝为行人。晚年在石船山隐居，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著述一百多种，四万多卷，八百多万字，主要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读通鉴论》、《噩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船山全书》。
王夫之广泛研究经学和史学，在哲学上发展张载、王廷相的“气一元论”，反对程朱的“理一无论”和陆王的“心一元论”。在“道”和“器”的关系上，认为“道者器之通，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据器而道生，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卷二）。“道”是“器”中产生的，是“器”的规律，这表明他在哲学上反对“理在气先”的唯心论观点，而接近于唯物主义。
王夫之还注意到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动不含静”（《思问录》）。即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说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即认为物质形态有变化，而物质没有消灭，运动是有“常”的，如水是一种物质，遇寒结为冰，遇热化为汤（汽），从“（水）于冰、汤之异，足知水之常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以发展观来对待历史，对传统的史观，如“五德终始说”、“正统论”、“三代圣世论”（“复古论”）多所批评，认为人类社会由上古的野蛮变为后世的文明，是历史的趋势，也是历史的规律。他说，三皇五帝之世，“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思问录·外篇》）。于历史上制度的变革，如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认为郡县制比封建制进步，因为郡县制的官僚“残民”，可以“黜陟”，不象封建制下不能变更，所以比较起来郡县制下“生民之祸亦轻矣”。王氏进而认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历史发展是基于客观的“势”（趋势）和理（规律）。王氏拘守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始终不与清朝合作，但承认“异族”进化，统治汉族，也是合理的。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年），原名大陶，四川达州人。一度任山西长子县令，后客居苏州，著有《潜书》、《春秋述传》。唐氏对儒学采取辨识而不迷信的态度，说：“圣人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潜书·辨儒》）圣人之言也不是绝对正确，随着时代的变化，有的就不适宜了，不补正就不行。他反对理学，认为它无济于事。唐氏有平均、平等的思想，说：“天地之道故乎，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可是现实社会中，王公家一餐之费，是上农一岁之获，还说没有好吃的。受苦人家吃上掺有稻杆粉的粥，就认为已经很好了。因此，唐氏愤愤不平他说：“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乎甚矣”（《潜书·大命》）。唐氏最激烈的思想是对帝王的指责，在《潜书》中抒发了“抑君”的观点：首先，皇帝是人，不应是神的地位，故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篇》）；其次，皇帝不能滥施威福，要畏惧百姓，所谓“位在天下之上者，如处天下之下”；再次，唐氏山和黄宗羲一样，要求提高臣下的地位，以降低皇帝地位，说：“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师保之尊，自称小子；德位不相掩也。”（《内伦篇》）皇帝地位虽崇，但有道之君应当懂得尊敬臣下。唐氏大胆地把秦朝以来的帝王指斥为盗贼，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杀一个人，抢一匹布、一斗粟就是盗贼，杀天下而据有天下财宝的帝王当然是贼了！他与黄宗羲一样不满于君主的霸占社会财富，对君主专制制度加以抨击。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年），字青主，山西阳曲（太原）人。明末秀才，入清隐居行医，拒绝博学鸿儒征聘，以诗文、书法、经学、医学著称于世，著有《霜红龛集》、《苟子评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书。
傅氏对君主的看法，与黄、唐有接近处。他把皇帝看作“常人”（《霜红龛集》卷三十六），赞扬对皇帝表现出做骨的人；反对愚忠，主张社稷重于君主，为国家的安危可以更换帝王；认为社稷比帝王更重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霜红龛集》卷三十 二）。傅氏的这些观点，是对理学君臣伦常观的根本否定，反映着人们从明朝亡国之痛中得到的启示，是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种思潮。
陈确（一六○四——一六七七年），浙江海宁人，著《大学辨》、《葬书》、《性解》。陈氏在《葬书》中，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反对世俗迷信，说人的祸福要靠自身的努力，与天无涉，与地无关，世上没有龙脉之地，人死腐化，不会因葬地祸福子孙。陈氏认为天理和人欲是一致的，没有人欲，就没有天理，而且人欲中显示出天理，说：“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陈确集·与刘伯绳书》）由此批评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论点。
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年），安徽桐城人，明翰林院检讨，入清后出家为僧，研究天文、物理、医学、生物及文史地理，著《物理小识》、《东西均》、《通雅》、《浮山文集》。他认为“气”充满世界，所谓“一切物皆气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盈天地间皆物也”（《物理小识》），以这种唯物观点反对理学唯心论。他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主张通过科学实验认识世界。他还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六、心学与理学的调和
王阳明的心学上承南宋与程朱对立的陆九渊学派，一度作为新创的学说，广为流行。王学流于空疏，渐为明末学人所不满。明朝的亡国之痛，更使一些爱国志士对空谈心性，力加责斥。明清之际另一些思想家，则力图将本来对立的陆王与程朱之学，调和融合，实际上是显示了重尊程朱的趋向。最为著名的人物，是河北孙奇逢与陕西李颙（避嘉庆帝讳，或作李容）。孙、李与江南的黄宗羲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