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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东原，早年就学于安徽婺源的学者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江永研治三礼，精于典章制度，并兼通音韵文字之学和天文历算。戴震全面继承了江永的学术。以历算之学考释古历，纠正了汉以来的许多误解。以音韵文字之学，研治经书的训诂，开辟了一条由训诂治经义的新路。他曾说讲义理必须求之于古经，求古经必先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圣人、贤人之义理明”。他认为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皖派学人或讥吴派只是淹博而无识见。戴震本人则在淹博的基础上，着力于识断和精审，代表作是《盂子字义疏证》三卷。他痛斥“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疏证》一书从审订字义人手，从哲理上批驳理学。“灭人欲，存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中心经韵楼刊本《戴东原集》思想。《疏证》指出：“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人的欲、情、知，都是自然现象。“凡事物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儒家所谓仁，就是顺乎人们的情欲。“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孔于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克私，宋儒解释为“克欲”，完全背离了本意。孟子说人无不善，程子说人无不恶，是“离人而空论乎理”。他指责程朱否定人欲是象佛教一样否定人生，又提出与人欲不并立的“理”，所谓“理欲之辨”，成了杀人害人的工具。《疏证》中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中的这段名言，不仅从哲学上对理学家的“理”加以批驳，并且揭露了伦常尊卑统治的残酷无理，触及了理学家的要害。戴震从哲学上反驳理学的论说，还见于《原善》等其他著作，涉及认识论、历史观和自然观等许多方面。吴派汉学以考据学纠正理学的空疏，不谈义理，从另一方面说，则是把哲学阵地让给了程朱。戴震在训诂的基础上深究义理，力辟程朱，从哲学上战胜理学，使汉学达到了高峰。
戴震著述甚多，对《诗》、《书》、《礼》、 《春秋》诸经均有专书考绎，尤精于典章制度源流。又著《水经注》四十卷，于古地理研究，贡献甚大。皖派汉学自成体系，“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成为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学派。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于语言文字学和训诂学，卓有成就，为一代名家（见下节）。皖派经学的传人，有以下诸人。
任大椿（一六三八——一七八九年），原籍江苏兴化，祖父陈晋为徽州府教授，流寓徽州，因与戴震同应乡试。师事戴震，专治《礼经》，著《弁服释例》、《深衣释例》，传皖派典章制度之学。任氏也研治音韵文字之学，著有《字林考逸》、《小学钩沈》传世。
孔广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年），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是戴震的及门弟子。乾隆三十六年，年二十岁中进士，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年三十五岁即病逝。孔广森原从戴震治《礼记》，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等著述，也研治音韵与算学。其后专力研究《春秋公羊传》，认为《左传》详于事，《公羊传》长于义。以考据方法阐明“公羊”本义，纠正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传统凡例。三礼是古文经学的基本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是今文经学的基本经典。孔广森以戴震治《孟子》的方法治“公羊”，表示了不拘门限，开拓领域的趋向。
凌廷堪（一七五七——一八○九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继述安徽同乡江永、戴震之学，专研三礼，著《礼经释例》，又有《校礼堂文集》，说“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校礼堂文集》卷四）。他认为圣人令人复性的办法是学习，而学习的内容就是礼。礼仪繁多，凌氏把它区分为八类，即通例、饮食、宾客、射、变、祭、器眼、杂例。告诉人们把握这个纲要，就不难明礼仪。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年），字里堂，江苏甘泉人。自曾祖以来，家传《易》学。著《易通释》二十卷，于《易经》多有发明。继承戴震关于《孟子》的研究，推崇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尤其是指斥理学“以理杀人”的观点（《读书三十三赞》）。据汉赵岐《孟子正义》，广征清代汉学家的考证训诂，详加注疏，自成《孟子正义》三十卷，是研究《孟子》的集大成之作。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耀少詹事，入直南书房。嘉庆时，历任南方诸省巡抚、总督，官至大学士，是汉学家中官位最高的一人。学术上与焦循、凌廷堪等皖派学人相切磋，自称治经“雅明古训，实事求是”（《擎经室集·自序》），“文字训诂，其门径也”（《揅经室一集》卷二），基本上是戴震治学的路径。阮元曾驳论理学家的性命之说，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味色香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经室一集》卷十）。味色香臭的辨别和喜怒哀乐的感受是人的本性，人的钦望，表现出来就是情，所谓“血气心知皆无所命，人所受也”，《孟子》讲“食色性也”。要对情欲加以节制，而不是要灭绝它。阮元对“克己复礼为仁”作出新解，论证《论语》中“仁”字是讲“人”，是表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揅经室一集》卷八）。此人与彼人之间，相互尊重、对等，而不是一方强制另一方。因而，帝玉要做到“仁”，就不能有损于民，而要有益于民。阮元曾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为诸经分别撰写校勘记，成为通用的善本。又主持编纂《经籍籑诂》一书，广泛收集汉代以来解释经文的古训，依韵编字，分别辑释，是一部详备的经籍字典。又汇刊清代学者经学著述一百八十余种，成《皇清经解》一书，凡一千四百卷。这三部综合性的经学巨著，可以说是为清代汉学做了总结。
（四）今文经学的复苏
今文经学在汉代曾盛极一时，魏晋以后，即已衰绝。今文经多已散佚，只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书流传。魏晋至清乾嘉，千余年间，今文经学湮没无闻，久成绝响。乾隆时又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至嘉庆时竟然蔚为新兴的学派，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苏，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
（一）作为古文经学流派的汉学，经过它的昌盛时期，到戴震时已经发展到了高峰。皖派擅长的音韵文字之学，名家辈出，但惭脱离经学，而以《说文解字》为中心，作为独立的学术继续发展。吴派的辨伪辑佚和考订注疏之学，虽仍有崔述《考信录》、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等名著相继问世，但总的来说，领域已日渐狄窄，没有多少发展前途。考据之学日益流于琐细，义理之学也难以超越戴震而另辟新途。汉学在登上高峰后，随之临近于绝境。
（二）程朱理学在汉学昌盛的乾嘉之际，仍然作为官方学术，在社会政治领域占居统治地位。理学的伦常学说依然是清王朝的统治思想。科举取士考试经书，也仍以宋儒为依据。程朱之书成为士人入仕的必读课本，但在学术思想领域却不再有所新创。以文章名世的古文家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在学术上独尊程朱，力低戴震。《戴东原集》有《与姚姬传书》驳辩。姚鼐弟子方东澍（一六七二——一八五一年）继撰《汉学商兑》，全面攻击汉学，指汉学的考据是“屠沽记帐”。汉学的流弊，的确是在发展。但陈腐的程朱理学却也不再有可能在学术上代替汉学而重振旗鼓。
（三）乾隆末年以来，清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人民反抗运动兴起。社会上的诸矛盾日益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乾隆初年，士人为逃避文字狱而避谈世事的学风为之一变。有志之士，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研究社会政治问题，要求抒发自己的政见。但在儒学占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人们还只能在儒学范围内为抒发己见寻求依据。疏阔的宋学与烦琐的汉学显然都不能提供这种依据而需要另觅新途。
（四）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的官学，也曾流入烦琐的歧途。但今文公羊学的“张三世”“托古改制”诸说，又是附会经文、议论朝政的依托。嘉庆时期，经学古文派的汉学渐趋衰落，议政更新之风日渐兴起，今文公羊学既可以在经学领域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为托古议政的工具。沉寂千年的今文经学于是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复苏。
戴震弟子孔广森已开始注意“公羊”，但今文经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派，它的创始人是乾隆时的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庄存与。存与字方耕，乾隆七年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任侍讲，入直南书房，迁少詹事，官至内阁学士、礼部恃郎。庄存与身居高位，治学不缀，领域甚广，曾研治《周礼》、《毛诗》，又治《春秋公羊传》。事实上是兼通令、古文经学，而并未树起今文旗帜，反对古文。但他的代表作《春秋正辞》，宗法《公羊传》，专究经文的微言大义，与皖派汉学之探究名物训诂，在治学方法上迥然不同。侄庄述祖，述祖外甥刘逢禄、宋翔风等传存与之学，一时称为常州学派。
今文经学自成一派，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传人。刘逢禄，嘉庆十九年迸士，后为礼部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