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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
发行纸币原来有铜钱作储备。但“会子日增，现钱日削”。铜钱散在民间，不愿换用纸币。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说：“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大量印发，没有现钱作储备，市值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涨，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去人民的大批财富。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一二四○年，发行 第十八界会子，第十六界以五折一，物价随即猛增。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北宋初，粮价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社范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此所未有。”社范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南康军、池阳、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价廉者六七十贯，高者到百多贯。结果是“流离殍死（殍音漂piǎo），气象萧然”。淳祐年间（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临安附近地区“浮馑相望，中外凛凛”。关子发行后，“物价益踊，楮益贱”。如桑价由三百变成三千文，增长十倍。高斯得作诗描述说：“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音喜xǐ）。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己剿绝无余遗。真珠作襦（音如yú）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音够gòu）此大疾谁能医！”纸币大量发行，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无法医治了。
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说：“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他还慨叹说：“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难以死战了。南宋的处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统治集团的腐朽——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理宗信用宦官，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一二六二年，临安城中缺粮，饥荒严重。知临安府马光祖请见荣王与芮（度宗生父，理宗弟。芮音锐ruì），连去三次，说现在人民都要饿死，请荣王拿出一些粮食“以收人心”。荣王拒绝，撒谎说他仓库空虚。马光祖当面拿出证据，说某仓还有几十万石。荣王无话可对，勉强答应拿出三十万石。荣王是皇室贵族的一个代表。在“民饥欲死”的年代，皇室贵族正是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
贾似道独揽朝政，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高斯得上奏章说：浙西大水灾，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音旱hàn），田野萧条。物价翔踊，民命如线。”贾似道不准上奏。临安米贵，刘应龙作《劝粜歌》，因而被贬官去朝。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他的豪华堂室，题作“半闲堂”，又造花圃称“养乐圃”。高宗在西湖享乐的集芳园，也归贾似道作家庙和别墅。贾似道又建多宝阁，强迫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每天去观赏。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下令掘开坟墓取走。又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强取宫女叶氏作妾，又养妓女数十人，在半闲堂和湖上游戏取乐，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有人题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太学生上书指责贾似道，“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贾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团的头目和代表。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民间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贵。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理宗、度宗和贾似道集团为宋朝的灭亡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宋朝的覆灭，不可免了。
（四）宋朝的灭亡和人民抗元斗争
蒙古蒙哥汗死后，忽必烈自鄂州返回开平。一二六○年三月，召开宗王大会，继承汗位，成为蒙古的大汗。忽必烈得到投降蒙古的汉人地主的支持，定都燕京，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一二七一年建号元朝。
在忽必烈（元世祖）建立封建统治的同时，漠北蒙古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另行拥立宗王阿里不哥作蒙古的大汗。忽必烈经过连年激战，打败了阿里不哥派的抵抗后，才又把兵锋转向了宋朝。
新建的强大的元朝再次出兵，目标已是最后消灭宋朝的统治。南侵的元军也以降附的金、宋汉军作主力，而不只是不习水战的蒙古骑兵。在贾似道当权的年代，南宋的潼川安抚使刘整在一二六一年以庐州等十五州三十万户叛变降蒙。一二六七年，刘整向忽必烈建策，进攻南宋，必须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宋朝可灭。次年，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哈台子）进侵襄阳。刘整与阿术计议，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
元军要取汉水南岸的襄阳，必先破北岸的樊城。一二六九年春，元军围攻樊城。京湖都统张世杰领兵拒战，失败。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贾似道派爱将、吕文德婿范文虎部来援，又败。范文虎乘轻舟逃跑。一二七○年，原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吕文德已病死），领兵出援襄、樊。范文虎又给贾似道写信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贾似道接信，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借故停兵不进。范文虎在郧上买歌童舞女，日夜寻欢作乐。
元兵围攻襄、樊不下。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到前线部署。史天泽采张弘范（张柔子）议，命张弘范军驻鹿门，断绝襄、樊粮道。一二七一年，派东路元军围襄阳。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牵制宋军。六月，范文虎率领士兵和两淮舟师十万到鹿门，阿术夹江为阵，宋军大败。范文虎夜间逃遁。战船甲仗都被元军夺去。
襄阳由吕文焕（吕文德弟）驻守，被围五年，城中粮绝。一二七二年，李庭芝屯郢州，得知襄阳西北有清泥河，发源于均、房，造轻舟百艘，召募民兵三千人，乘船去襄阳。民兵领袖张顺、张贵乘船领先，船上装备火枪、火炮、巨斧、劲弩，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无隙可人，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一百二十里，黎明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踊跃过望，勇气百倍。一时不见张顺。数日后有尸体浮起，身中四枪六箭，仍手执弓矢。张顺已在作战中牺牲。张贵入城后，又派能潜水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等到期举炮发舟出战。郢兵不来。张贵误认元兵为郢兵，仓促接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见张贵劝降，张贵坚持不屈，被害牺牲。
一二七三年初，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江而出。断绝襄阳和樊城间的联络，水陆夹攻樊城。樊城孤绝无援，被元军攻破。守将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而死。守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死元兵甚多，最后身被重伤，投火自尽。樊城破后，驻守襄阳的吕文焕竟在二月间叛变降元。
襄、樊相继失陷，南宋朝中震动了。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之失，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许，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说：文虎失襄阳，还让他知安庆府，是当罚而赏。贾似道将陈文龙贬官。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说：“失襄之罪，君相当分受其责。误国者回护耻败的局势而不敢议，当国者昧于安危之机而不后悔。只有君相幡然（幡青帆fān）改悟，天下事还可为。”贾似道大怒，将陈仲微贬斥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令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西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能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襄、樊失陷后，贾似道拒绝一切救亡的建策，一意孤行，坐待灭亡。
一二七四年七月，度宗病死。谢太后（理宗后）召大臣商议立帝。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的长子赵昰（音是shì），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赵显做皇帝。贾似道依然专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