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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概况
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一、契丹文字
辽太祖陵出土的契丹字残石刻
阿保机建国后，由突吕不等创制契丹文字，后来被叫做契丹大字。阿保机弟迭刺又制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长久失传，只有一些零散的存留。一九三○年，在今辽宁白塔子的辽皇陵，出土道宗及宣懿皇后等长篇契丹字哀册刻石，契丹字文献才被人们所注意。近年来，又陆续发现刊有这种契丹字的墓志（如辽宁义县萧相公墓志）和铜镜等文物多种。国内外的研究者曾对这种文字作过不少的探索，取得一些成绩，但还远不能通读。一九五一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萧元忠墓志，刊有另一种字体较简的契丹文字。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太祖陵，也发现了刻有同一种字体的契丹字残石。从出上契丹字文物看来，大抵前一种哀册文字当是契丹大字，后一种字体较简的文字是契丹小字（也有相反的说法，待考）。《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说阿保机以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作成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依据汉字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契丹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狼是繁赘难认。契丹小字，笔划稍简，所以又被叫做“小简字”（《辽文汇·补遗》郑恪墓志）。据说迭刺学习回鹘文后，才造契丹小字。据现存女真字推知，契丹小字大约是以一个方体字代表一个音缀，但不再象大字那样合叠成多音符的方块字，而是参照古回鹘文的办法，自上而下。连续直写，所以说它“数少而该贯”（《辽史·皇子表》）。但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又不易截断的缺点，行用起来很不方便。契丹大小字大约只是在契丹贵族文人中使用，范围很窄。《辽史》记载精通契丹字的文人，大多兼通汉字。辽文化主要仍是以汉字作工具而得到传播和发展。
二、佛 教
契丹建国前流行原始的巫教，有巫和太巫。建国后，仍作为一种宗教习俗而保存下来。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等，都由巫或大巫赞祝行礼。柴册仪（选举联盟长、皇帝即位）拜日，丧葬及岁除拜火。阿保机掳掠汉人，佛教随之传入契丹。汉人在契丹地区为辽朝建设城邑，同时也建造佛寺。太宗得燕云后，佛教进一步传播，但据胡峤所见，上京的僧尼都还是来自燕云一带的汉人。圣宗以后，汉文明随着契丹封建制的确立而广泛发展，佛教也辽宁昭盟巴林右旗发现在辽朝更加流布。
石经 隋僧徒静碗在涿州大房山的白带山开凿石室，刻石板佛经在石室收藏，用石块灌铁作门，准备佛教一旦毁灭后还可保存这些佛经。白带山因此又称石经山。山上有寺，唐时建号云居寺。静琬刻石经三十年，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年）死。弟子相传五世，继续刊刻，此后即中断。辽时经几次战争，云居寺毁损，圣宗时重修。辽南京官员韩绍芳（韩延徽孙）打开石室，检对石经，上报辽朝。圣宗命僧徒可玄继续刊刻经板，补缺续新。经兴宗、道宗两朝，至清宁三年（一○五七年）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共六百块，合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等经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赵尊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此后，仍继续校勘刻石。天祚帝天庆七年（一一一七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埋在寺西南的地洞里，上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志才：《涿州涿鹿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从圣宗到天祚帝时的刊刻石经是辽朝对佛经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校勘、整理。
校印佛藏 从兴宗时起，辽朝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即佛经的总集。唐代佛经，流毒极广，但大批佛经的流布，主要还是少数僧徒传抄，或信仰者作为“功德”摹写。敦煌发现店咸通六年（八六五年）印本《金刚经》，说明印刷术发明后，佛经已在刻印，但也还只限于较通行的少数经卷。九七一年，宋朝在印刷术发达的成都，雕板十八万块，印成最早的大藏经，通称“宋藏”（《开宝藏》）。辽兴宗以来，辽朝也雕印大藏经（汉文），通称“丹藏”（契丹藏经）。据辽燕京的僧徒觉苑说，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辽代石经寺释迦佛舍利人详勘，觉苑因此参预校勘。
一○五三年（重熙二十二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劲：《灵岩寺碑铭》）。大抵当时丹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继续收罗，校勘入藏。一○六八年（咸雍四年），南京玉河县的地主邓从贵出钱五十万与觉苑募信徒助办，印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帐，在阳台山清水院（北京大觉寺）收藏（《辽文汇》卷七志延：《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一一○三年（乾统三年），易州沫水县金山演教寺，也有本县董某捐造大藏一座，印五百余帙收藏（《辽文汇》卷八《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据大同华严寺金朝的碑记说，辽兴宗时校证的藏经，即有五百七十九帙。佛经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大量印刷流通，只会更便于散播毒素。如果说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只是佛教利用来作为传播工具的某些文化得以留存和在民族间交流。在丹藏雕印的差不多同时，辽朝的邻国高丽也雕印大藏经，通称“丽藏”。辽朝的丹藏传入高丽，很受高丽僧人的重视。高丽藏再次雕印时，取丽藏、宋藏和丹藏对照校勘，印成新雕丽藏。高丽僧宓庵说，丹藏总共不到二百函，不满一千册，“帙简部轻”，“纸薄字密”。宓庵赞叹说：这大概不是人功所能造成，好象是惜助了神力。中国的雕板印刷、造纸，当然不是靠什么“神力”，而是人民群众劳动和智慧的产物。把它用来印造佛教的毒品，自然是极大的浪费。但宓庵所记丹藏情况却足以说明，辽朝劳动人民在造纸术、印刷术和书籍装帧等方面都已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超过了唐、五代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寺院佛塔 辽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天津市蓟县现存辽建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雄巍的木构建筑，外观两层，内部三层。阁建于九八四年，中央泥塑将近五丈高的观音像，楼板中留空井，使佛像穿过直立。我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是运用传统的木材框架结构法。观音阁的建筑，实际是采用佛光寺大殿的框架法，而又三层重叠，构成一座三层的木楼。山西大同（辽西京）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一○三八年（辽重熙七年），梁下仍存辽代题记。大殿虽经后世重修，仍然保存辽代的木建结构和梁仿彩画，殿前满列“教藏”（藏经的书橱）三十余间，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教藏。
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所属的许多地区。常见的辽塔是八角十三层的砖塔，烙为实体，不能入内攀登。与唐代的佛培，例如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构造完全不同。辽塔的这种形制后来也为金代所继承，在中国建塔史上，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辽、金塔。所谓八角当是据《四分律》，十三层是据《大般涅粱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现存北京天宁寺（辽南京天王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辽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砖塔，可以作为这种类型的代表。辽宁林西白塔子的白砖塔八角七层，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应县一○五六年建造的佛宫寺木塔，层檐用斗拱平托八角六檐，分为五层，附暗层四层，实际上是九层，连塔尖高达二十丈。塔身全用木建，造形瑰丽，有如楼阁，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这样一座高大的木构建筑，经历九百多年风雨雷电的考验，仍然屹立而不倾塌，确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寺院和佛塔都是佛徒用来毒害人民的工具，但建造者却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剥去宗教迷信的外衣，作为古代人民辛勤建造和遗留的一份建筑遗产，还是值得保存和吸取惜鉴的。
三、儒 学
九一八年，阿保机要祭祀一个在汉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以巩固他的统治。左右的侍臣以为可祭佛。阿保机说：“佛非中国教”。太子倍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孔子。”阿保机大悦，即建孔子庙，命皇子借春秋祭奠。佛教来自天竺，但到唐朝已经逐步地中国化。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是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说来，孔丘的儒学自然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之，辽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作为统治汉族人民的工具。不过，儒学在辽朝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挥它的统治作用，还是在契丹的封建制确立以后。据说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并由汉臣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进呈。《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的一个总结。因之，它不象儒家经典的迂阔，而更能切合封建统治者的实际需要。《贞观政要》一书一直受到辽朝的重视。兴宗时，萧韩家奴并把它译为契丹文，给兴宗阅读。萧韩家奴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盗之方”，即压制农民反抗的儒家统治方术。《辽史·兴宗纪》说：兴宗“好儒术”。道宗时，儒学更盛。一○八六年，曾召翰林学士讲五经大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