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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剑在当“和尚”的过程中，受尽屈辱和惊吓……
终于，因非法逾留，郝剑的“和尚”做不成了，他被押送出境。他在国内没有户口、没有住处、没有工作，眼前一片茫然。
她有个法国情人
黎某最欣赏的歌星是邓丽君，甚至模仿她的一切，也盼望有一个她那样的法国情人。
在国内时，大学毕业的黎某在一家法国人投资的公司当雇员，颇得法国老板的赏识。干了两年，竟有了机会到法国去进修。
在法国，她的感觉好极了。几乎每个法国男人都十分喜欢东方女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她就像一只受宠的猫，到处被人们抚摸。对法国人来说，似乎浪漫爱比什么都重要，事业、职业、前程都可以抛到一边。不少法国男人，不想找工作，拿了一点救济就泡在咖啡馆或酒吧间里找女人谈情说爱。每天，不是这个男人约她跳舞，就是那个男人请她听音乐会。
有一天，她邂逅了一个大学男生，比她小8岁，没想到竟被他缠住了。他爱她简直爱得死去活来。她想同他玩一段后就分手，但他威胁，如果她离去，他就自杀。她彻底感动了，决定与他同居。似乎法国的一个浪漫风尚就是小男生找大女人，他同她就是这种情况。此时，她尝到了邓丽君才有的那种浪漫。
但有一点她没有意料到，她并没有邓丽君养情人的雄厚经济实力。这个小情人过去靠孀居的母亲供他上大学，现在既然找了一个“小妈”，当然“小妈”就得尽义务了。她的老妈断绝了资助，全部资助自然落在黎某的肩上。她开始打三份工，白天剪裁服装，晚上在餐馆跑堂，周末当华侨旅行社的导游。
那小情人白天有一搭无一搭地上上学，晚上悠哉悠哉地到处闲逛，没有一点共同奋斗的意思。
她累极了，不知要到哪一天才熬出头。
“爱就是付出！”她不断地安慰自己，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你能说她的法国小情人不爱她么？
塞纳河畔的浪漫夜曲
法国巴黎是世界浪漫之都。
作为中国大陆女学者的她，却在这里尝到了极度浪漫后的苦果。
她在性病医院里整整住了一个月，其间一共动了三次手术，摘掉了子宫，整修了整个阴道和尿道，还有……
她从此不能再有孩子，而没有孩子的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孩子。
医生警告她不能再有任何性生活，因为她的整个内脏和器官都受到病毒的感染和损伤，虽暂时得到抑制，但随时可能复发。
“这不比艾滋病强多少。”大夫声调很温和，但一字一句的份量却重得压死人。西方的医规与中国的不同。西方医生会把什么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病人，而中国医生可能怕影响病人的精神情绪而隐瞒点什么。她从医生那里才知道，人们只被艾滋病吓住了，却不晓得还有不少性病同样能要小命，能让你活着还不如死了。在医院里，她亲眼看到一个来就诊的男病人，胯裆下耷拉着一大堆东西。一个病友告诉她，因某种性病的感染，那男人的一个睾丸肿得像篮球那么大。还有一个女人的鼻子、耳朵和嘴唇都烂掉了……她知道自己并不比他或她好多少，因为在表面完好的遮掩下，是内里的糜烂。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后悔过，只有这一次，也许只有这一次。那一夜，在塞纳河畔一所漂亮的豪华别墅里，她参加了一个晚会。她预先隐约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晚会，但孤寂、寂寞、枯燥和好奇，使她孤注一掷地去冒那个险。就像吃河豚，人们明明知道有毒，但还是冒死一尝那美味。晚会上，一切灯光突然绝灭。在黑暗的遮掩下，男男女女们不顾一切地疯狂，其中也有她。浪漫是短暂的，而痛苦却是长久的。
中国媳妇与加拿大婆婆
美国的中文刊物《美洲文汇周刊》报道了一位中国媳妇与她的加拿大婆婆的生动故事。这对婆媳之间从第一次见面后，就发生了无数的误会和不解。第一次误会是从中国媳妇与洋婆婆拥抱时，前者吻错了后者应吻的部位，吻了脖子而不是脸颊。紧接着，第二次不愉快是在婆婆家里，媳妇在婆婆兴致勃勃做饭时，因等得无聊，顺手在婆婆收藏的一部古董风琴上弹了一曲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谁知竟得罪了婆婆，因为这部古风琴是不许乱动的。
从此，婆媳两个开始较劲。婆婆认为这个中国媳妇什么规矩都不懂，便越来越看不惯。某日，婆媳去一家俄罗斯风味餐馆用餐。媳妇发现，那里的杯子有没洗净的口红印，而且沙拉里有腐叶。虽然婆婆也觉得自己点的羊肉有臊味，但却认为媳妇过于敏感，一边把羊肉扔在一边，一边生气地说：“回头你自己开一间餐馆，这样你就不会罗嗦了。”尽管，婆婆没吃羊肉，却对侍者假装笑脸地说：“多谢！菜的味道非常之好。”为此，媳妇认为婆婆十分虚伪。她觉得，婆婆不相信一个东方女性也会有良好的教养。在这个婆婆看来，似乎贫穷落后就是中国的代名词。婆婆的这些看法和行为，得不到自己儿子的支持。他认为她老了，老得无法理解一位新的东方女性。有一次家庭聚会，提到莎士比亚。婆婆有意挑衅地问媳妇，莎士比亚是何人，没想到，媳妇不但熟知莎翁，还列出其他一系列欧洲文豪的作品，这使婆婆目瞪口呆。这以后，婆婆开始对媳妇刮目相看。媳妇逐渐知道，婆婆并没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只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太不了解。
东西方性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1）
在东西方性文化发展上，两者都有一定的神秘主义，也有一定的科学主义。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教会的神学的精神统治，性长期是一个禁区，因此长期笼罩在神秘的网套之中。但在古希腊时期，尤其在文艺复兴之后，从总体上说，在性文化上还是以科学主义为基本特征。
而在中国历史上，性文化不乏带有某些科学主义的素朴萌芽，例如道家的某些观点，但本质上还是以神秘主义为主体。
当然，西方性文化中的科学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人本身价值的不断发展相适应的。一般说来，性文化的发展比其他文化方面的发展略慢一拍，因为它还受到伦理和习惯惰性的掣肘。
西方思想的最重要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时，就奠定了生物学的某些基础。尽管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性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但他的总的方法却显示了人类早期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从苏格拉底和伯拉图等大哲开始，西方思想家们对婚姻和两性关系进行了社会学式的理性研究。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哲学包揽一切，各门具体科学都囊括在哲学的怀抱中，没有得到分门别类的独立地位。
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就连哲学也只是神学的奴卑，更谈不上各门科学的地位了。在这一黑暗时期，任何想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会受到宗教裁判的迫害，甚至活活烧死，例如布鲁诺之死。可想而知，若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其后果当然比其他科学研究更罪加一等。
文艺复兴之后，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再后来，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也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心理学也从哲学中独立出来。
而性科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则是20世纪中叶的事。一方面，它是各种自然与人文科学学科发展的综合逻辑后果；另一方面，它又要不断在实践中继续在各种学科中进行综合的验证。
在现代意义上，弗洛伊德可以说是性学的开山鼻祖。
即便在有着强大科学传统精神的西方文明发展中，对性的研究也是一条极艰难曲折的道
路。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大哲罗素对性和婚姻的一些观点居然在最开放的美国，受到不但来自保守的教会，而且来自号称科学殿堂名牌大学的围剿，以至落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处境。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性学家金西博士的两部专著《人类男性性行为》与《人类女性性行为》把通常认为最丑陋、最难于启齿的东西撕破而摊在了普通社会大众的眼前。从那时起，非学术界的人们才真正以科学的态度来讨论性。在当前，性的问题成为学校、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一切有人群的地方的最热门的话题，简直到了无人不谈性的地步。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尤其在汉代以后的明清两代，对性问题的探讨最终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因受到神秘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双重禁锢，最后被封杀，根本无法形成性科学的气候；另一个极端是在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中成为单纯的性技巧或满足意淫的色情文学。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一书中强调，道家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思想的某种先驱。同理，我们也可以认为，道家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性科学思想的某种先驱。像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中，经过不断对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以传统医学为主干，形成了对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一定的观念和学说。例如著名医家孙思邈就曾对性的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道家和道教对性多少有一定自然主义的认识。阴阳合一的思想，以形象的语言，从某种角度反映了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揭示出性行为和性关系是人类种族绵延的自然而惟一的途径。
道家的房中术指出，男女交合，乃阴阳合和之常，“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无益人寿；但恣情纵欲，必损人寿命，乃至速死。一方面，它看出人的性欲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要，而违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