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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爱与美国式的爱（2）
竹君认为，其实菲立普是相当明理的，任何人受到刺激，都会有情绪反应，只是每个人处理方式不同。菲立普一类的美国人一般作风是当场把怒气发泄出来，发泄的后果不会先考虑。而中国人讲的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当场撕破脸，对大家都不好。后来连菲立普都明白了这一中国古人说的大道理。
菲立普有一次应邀演讲，谈的题目叫《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中国听众们听后觉得他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人。这恐怕与竹君的开化和宣导分不开。菲立普谈到，中国的主管们在开会时有时像“墙头草，两头倒”，似乎没有原则。而美国人个性直率，有棱有角，对与错，当场辩论，像是一边吵，一边找答案，吵完，会后再握手。中国人开会，当场没有意见，怕得罪人，会后再私下沟通、协调，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外圆内方”，“彼此留有余地，下次还要见面”。以前总以为“对事不对人”，其实事是人做的。菲立普自己也悟得，只要事情解决，又有融洽气氛，这种中国式的沟通也有好处。中华民族是最有弹性、头脑最灵活的民族，好像一切都“不一定”、“随便”，一切看情况而随时调整，虽不给你一个确切的回答，其实是给彼此更广大的自由空间去思考。中国人也高深莫测“很难说”，所以必须动之以情“好好说”。
因为中国人自尊心强，所以一定会把份内的事做好。因为做事有弹性，许多棘手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表面上看，中国人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其实不然，好比台北的街道，乱中有序，每个驾驶人都胸有成竹，往自己要去的方向行驶，个个达到目的地。中国人爱面子，就算犯错，不能当众指责，否则他们会强辩到底。所以当菲立普的瑞典籍老板问他，对中国人的管理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说：“中国人不能去管他，只要让大家各自发挥所长，随时关心他们，他们是相当优秀的民族。”
因此，菲立普在竹君的“开悟点拨”下，总是用一种中国式的管理来对待中国员工，取得很大的成效。菲立普推行的门户开放式的管理，使员工充满了向心力。而由雇员变成老板娘的竹君，总是居间使协调工作顺畅。
中华民族最讲家庭关系的谐调，孔夫子说教的核心之一就是如何“齐家”。竹君很替菲立普着想，她对他的父母很孝顺，对他的两个前妻相当理解同情，也对他的四个孩子很关怀照顾。她和他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通信，或去看望他们。她了解到，美国的孩子们都很独立，父母和孩子就像“朋友”一样，因此，她也必须扮演“朋友”的角色，尊重和关怀他们，只要付出，没有期盼的心，有时反而会带来意外的惊喜。比如母亲节，25岁已为人母的大女儿就寄了一张母亲卡给她，三女儿自己画了一张圣诞卡给他们。她觉得“付出”也是一种快乐，她不时给在大学住宿的二女儿寄一些衣物；并按小儿子的要求，给他买了他喜欢的牛仔裤和球鞋等。
她开始并没有想到，菲立普会十分孝顺她的父母。“在你父亲眼里，你像根本没有结婚，他们不知道你有了可以保护你的先生”，“娶你就是连你的父母一起娶”，这就是菲立普的由衷之言。“爸妈两人身体不如以前，电话门铃都听不见，我不放心他们，还是接他们来我们家住吧！”她父母有个什么病痛，他的紧张与担心决不亚于她。他总会想一些花招让老人们惊喜，例如，有一次，他竟然悄悄买好了机票，预定好旅馆，带她的老妈回家乡北京，实现了老人多年来的梦想，并在北京的白纸坊，耐心地帮助她找到了失散的亲人。菲立普把竹君的干妈也当作自己的干妈，尽管美国并没有这个习惯。他甚至非常尊敬和爱戴竹君幼时的老保姆，还专门去香港看望她。
竹君知道，这对菲立普是很不容易的，他十一二岁就开始送报赚钱，学会独立，十七八岁已搬出家里，他并非不爱父母，而是表达方式不同。他有各种节日的卡片，和为各种亲友和情况而设计的卡片，一张卡片，一通电话，寄一个小礼物就算维系亲情了。
竹君谈了自己为什么事业成功和婚姻成功的秘诀：（1）语文、外语的能力；（2）沟通技巧；（3）积极主动与尝试精神；（4）丰富的知识；（5）乐观开朗的个性与热心服务的精神；（6）注意“群性”、“弹性”和“外圆内方”；（7）敏锐的洞察力与分析力；（8）注重外表的修饰；（9）耐心与诚恳的态度；（10）自信的建立。
菲立普和竹君在野餐会上，曾与同事们谈了什么是魅力女性，结果大家形成七点共识：（1）性生活配合；（2）好的听众；（3）情绪的支持者；（4）友情；（5）外在修饰；（6）独立性；（7）鼓励。当然，在菲立普看来，作为他生活伴侣兼工作帮手的竹君，就具有这七种魅力女性的特质。
竹君经验公布于众之后，有赞赏，有仿效，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有人认为，她把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加以现代化的包装，实际上仍然是“男性中心论”和“大男子主义”的服从物和牺牲品，并没有真正的独立人格。还有人认为，她把婚姻两性关系处理得过于人为化、谋略化、技巧化，而不是一种真情的自然化，整个婚姻像是她实践公关专业的有形物质成果。另有一些人认为，她由秘书升作老板娘的婚姻模式很不典型，很容易误导年轻女性，企图投机地走一条改变地位的捷径。也有一些人则认为，竹君经验应以平常心待之，它只是一种个人私生活方式的总结，既不用褒，也不用贬，全凭读者自己的感应和评判。
张爱玲与她的洋夫婿赖雅（1）
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离去，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好几天后，公寓管理员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
张爱玲死后比生前显赫得多，一时间，传记、悼文、特写、回忆录，溢美之词充斥中文文坛。奇怪的是，人们只津津乐道地大谈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中土姻缘，却没有人提及她在美国的另一段洋姻缘。而后一段比前一段要感人，要真情得多。与张爱玲有多年通信关系的美国华人作家司马新，最近著书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立志在英文的文学天空中翱翔。
第二年三月间，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
麦道伟文艺营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玛琳·麦道伟所创立。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亩，是由40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构成的建筑群，可谓世外桃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在这个美国作家荟萃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谈吐才气横溢，处事豪放洒脱。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本事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遇到张爱玲。
赖雅由于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并没有写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
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一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她就是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某一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后者的女儿与前者年龄相当，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当另一个的女儿。
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得神速。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