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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国际投资战略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相结合
当前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将是困扰我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严重减缓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欧洲各国在19世纪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和对外移民缓解了就业压力，为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日韩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二战后也都面临过此类问题，但由于农民总数较低，问题都没有我国严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没有被打断。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工总数非常庞大；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如果处理不好，将有可能迟滞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我国的很多农业企业和农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国内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实行农业机械化耕作，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对这些农业企业增加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鼓励它们走出国门，走向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开展农业开发和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我国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也可以在中国农业企业国际投资战略下走出国门，减少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此外，我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降低土地、人工、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可以逐步往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同时带动部分农民工出国就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在国内的就业问题，又扩大了我国国际投资战略的新空间。
3、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
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把殖民主义的扩张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并把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扩张、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民族君主国家的崛起等等。中国作为21世纪初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为了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速度较快的增长势头，为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等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的伟大构想。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
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我们的海外直接投资必须以高科技行业为主，坚持不懈地大力学习引进他们的先进科技，力争使我国的科技水平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战略性原材料为主，同时兼顾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的投资。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应有利于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资金支持。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要综合考虑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和历史文化联系，实现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的双赢。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4、努力将海外投资中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
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基于保护主义的投资障碍，要做的工作很多。为减少东道国的政治阻力，也可通过控制投资比例来实现。任何国家政府对战略性行业企业的控股权均非常重视，都担心战略性行业企业被外国公司控制，对于来自中国的国际投资更是如此。因而在进入发达国家战略性行业谋求股权投资时，同样应进行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不一定要追求直接或间接控股，以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的事情，却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把外部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我们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缺乏透明度是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开展批评的重要目标，因而保持何种披露的透明度也是我国国际投资战略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提高透明度与提高投资收益率往往是矛盾的，如何在透明度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执行原则应该是在不损害经济政治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投资行为的透明度。具体实施时，对于信息披露应区别对待，例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及一级市场投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守秘密，因此可考虑完全透明化；而对于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资产组合，对外披露风险很大，按照行业惯例在投资过程中应当保密，可在交易已产生确定的结果时进行事后披露。透明度问题不应是单边要求，我们不应被动接受他国家提出的透明度要求，为保证我们的平等权利，应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行为准则的制订过程中去，与其他国家加强沟通合作，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欧盟等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的紧密协调，共同建立良好的国际投资秩序，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投资环境。而且，在鼓励我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始终将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加强对国外资本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有效防范国外政府借助国际投资实现其政府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扩张，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安全的保障。
5、政府部门应该在中国对外投资和“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引导和保障的作用
在中国资本和劳动力“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内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作用不应该是直接参与具体事务，而应该重在宏观引导和提供各种服务保障。在引导方面，主要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提供各类国际经济信息、开展海外务工的培训工作等等。目前我国国内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内既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走出去”发展必然将会摆上日程。但是，我国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加上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支持和语言培训等工作，并且应该从国家的长远战略需要考虑，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支持措施，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这里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西方国家鼓动中国威胁论，为了让中国劳动力能更方便地走向世界，中国的政府部门不宜直接参与某些过于具体的操作，而应该着眼于如何建设一个有利于中国农民工参与国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服务平台。在保障方面，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于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能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伴随着我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一趋势也肯定是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外交工作和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中国的劳动力能顺利走向国际就业时市场；同时还应该为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劳动力提供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外交服务，关注海外中国劳动力的经济收益和生活状况，使中国劳动力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安全平坦。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返乡农民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只要国内各级政府部门能认真负责地全盘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利弊得失，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当前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和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关系，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