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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正在进行的讨论中获得的信息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1858年伦敦林奈学会会长的年度报告，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这一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发表了他们两人对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一问题首次相互的交流。然而那位会长却说，过去的一年，并非是以改变某门科学面貌的一场革命而著称的一年。我们是否应当设想，他对进化论的革命含义的反应是极为迟钝的呢？不必如此。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报告表明，他是相信科学中会发生革命的，而且他猜想，生命科学中一场重要革命出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由此看来，他的陈述所要表明的是，并非仅仅宣布有关进化和自然选择等大胆思想就会引起伟大的达尔文革命。对于一场即将发生的革命而言，还需要有细致而全面的文献证明材料，以及非常完备的理论，就像一年以后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所提供的那样。仅仅阐述了激进的思想并不能导致达尔文革命，达尔文革命是由数量巨大的事实资料与高层次的理论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的。无可否认，这四项标准终归还是些主观的标准。显然，它们并非对每一件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都适用。不过，它们至少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我们判定革命是否业已发生，而这样的判断也许会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批判性反思的支持。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二部分 历史上对“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 第4章 “革命”概念的转变
政治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剧烈的而且是全面的变革，它常常伴随有暴力活动，或者说，至少要动武。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富有戏剧性的特点，它往往能使旁观者看出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或者刚刚进行过一场革命。现代初期的阶级革命，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以其改变政治体制而闻名于世，法国大革命则比美国独立战争来势更为猛烈。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或统治者都被推翻、被抛弃了。通过被统治的人民或他们的代表们的活动，一个新的政府取代了旧的政府。从一定范围上讲，光荣革命也是如此。
到了19世纪，革命和革命活动开始超出政府形式这种纯粹的政治考虑范围，并且开始涉猎那些基本的政治或社会经济领域。结果，“革命”这个词不仅能用于那些导致剧烈的政治变革或社会经济变革的事件上，而且还能用于那些想要实现这种变革的活动（不管它们已经失败还是尚未成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革命蓝图，并且发出了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号召，一年以后，马克思指出了“1849年的一些征兆”（1971，44）：“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自比世纪以来，革命多于武装起义，多于向已被确认的权力的挑战，多于反对或主动放弃对政府的忠诚或服从。也就是说，革命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未必会导致一个新型的政府或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反抗活动和造反活动。
一个统治家族替换另一个统治家族，或者说改朝换代，这种情况已不再被看作是一场革命了。一般来讲，仅仅与当权者的对立，特别是公开的和诉诸武力的对立，只会被看成是造反——当奋起反抗当权者的活动被证明无论在短期或长期之内都是失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内战，以前曾被称之为南北战争或造反，而在口语中，南部联邦的士兵则被北方人称之为南军士兵。（南方佬式的喊叫，则用来指南部联邦士兵拖长腔的尖声喊叫。埃国内战是指保王党人的军队与圆颅党人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共和体制的建立，而与这场内战有关的那些事件被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克拉伦登称之为“英国的造反和英国的南北战争。”
革命这个概念的历史，不能与这个词本身使用方式的历史分割开。因为使用方式的历史有着许多与科学革命这一课题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revolution”（革命）这个同本身来源于晚期拉丁语，作为一个名词，它源于拉丁文的动词“revolvere”，意为“使后退”，从而“展开”，“读完”，“重复”，以及“仔细考虑”；由此，其进一步的意思为“回归”，“再发生”。其次，名词“revolutio”（“绕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用于天文学（以及数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第三，“revolution”这个词逐渐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以表示一种同期性的过程或兴衰，它意味着恢复某种以前的状态，而最终则意指一种“推翻”过程。第四，“revolution”这个词与政治事物领域中的推翻过程联系了起来，而后来，“推翻”之意不再带有“revolution”一词表示周期性的那些涵义了；同时，“revolution”这个词开始用来意指远非通常意义上的事件了。在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英国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8世纪初，（与我们今天使用革命这个词意义十分相似的）革命在人们看来不仅与政府有关，而且与思想领域和文化事业领域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关；人们意识到，到了牛顿时代，一场革命已经在科学中发生了。这个时期值得注意，因为至少有三位不同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个人的研究有可能导致（或正在导致）一场科学革命。
在18世纪的最后的25年之中，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用事实证明，革命是连续的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拉瓦锡宣布了科学中的一场新的革命：化学革命。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普遍承认，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还曾有过一场牛顿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一些小的科学革命。
在19世纪和对世纪，“revolution”这个词被用来指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事件和政治革命事件，无论它成功与否。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形成，革命理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通过献身革命的那些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理论在革命运动中被付诸实践。首先产生的是“持久的”（或持续的或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概念，而不是这样一种革命概念，即由一系列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间隔中一个接一个地聚集起来的事件构成的革命。在20世纪，接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已经使每一个人强烈地意识到，革命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的一种规律，而且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它们同样也是科学变革中的一种规律。
古代的革命
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对革命的历史分析，至少要追溯到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尽管古代有不少事业也许可以被称之为革命，但是，希腊人并没有一个同样的专门的词可用来描述它们。希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喜欢用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会称之为革命起义和变革这类事物。因此，“尽管希腊人的革命有许许多多，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专门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498）。简而言之，那时的“革命”一词，与我们自1789年以来对这个词的理解相比，还是一个尚不明确、尚未充分阐述清楚的概念。阿瑟·哈托曾对这个词和这个概念早期的历史进行过重要的研究。对于柏拉图，哈托指出，“他的理想国会退化成荣誉政治，而荣誉政治又会堕落成寡头政治，如此等等，然后通过民主又退化成僭主政治”（同上），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革命”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演变。显然，柏拉图本人实际上并没有构想出这么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且他也并不相信这些事件会接连不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因为这要求俗主政治再次让位给理想国。波利比奥斯做到了这一点。波利比奥斯称，他把柏拉图所说的作了总结。其实并非是柏拉图而是波利比奥斯认为，帝王政治转变成“僭主政治，僭主政治转变成贵族政治，贵族政治转变成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然后，“民主政治变成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又会转变成原始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无疑不可避免地导致帝王政治和一场新的循环”（p．499）。用波利比奥斯自己的话讲，“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循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一过程中，政体会发生变化、会消失，最后则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上。”被利比奥斯使用了“anakykloois”这个词（来源于kyklos这个词干，意为环或轮，是英文“cycle”一词的词根），用旋转中的轮子来表述这种循环观；“在它的旋转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命运之神”（或“命运女神”）。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五篇讨论的就是革命问题，其中含有对革命的循环理论的批驳和抵制（V，12，Vii）。亚里士多德用来描述“革命”的“惯用语”是“metabole kai stasis”（伴有暴动的变革）；对于没有暴力行为的过程，只用“metabole”（“新陈代谢”）这个词来表述。哈托（p．5O0）得出结论说，希腊人显然思考过革命这一概念，而且经历过革命。然而，虽然总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概念或立的某个词组，可是希腊作者“却不总是选择同一个词，有时要选择两个或更多的词。”其原因也许在于，尽管他们经历过许多革命，既有近期的革命也有早期的革命，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