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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依然存在着。在所有公民的平等的基本地位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达到与它从一开始起的的概念相一致的地步之前，经历了数世纪之久，而且要求经过激烈的论争。
在这一点上，一种语言方面的注释具有内容上的意义。用德语来操作这一章里所用的一些词汇，其难度令人惊讶。这里，同时还有两个困难。其中之一与“Burger”这个词的模棱两可的含义有关，在这个词里，总是同时有城邦公民（citoyen）和资产阶级（bourgeois），即国家公民和有财产的市民的含义。我们已经把二者确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特征脸谱，同时也已提醒注意，它们恰恰不能在“Burger”的双重含义下和谐统一起来。另一个困难在于翻译“citizenship”（“公民身份地位”）这个词。即人们几乎不知不觉地开始把它说成“Staatsburgerschaft”（“国家公民身份”），同样地，把“citizen”（市民，公民）或者“citoyell”（“城邦公民”）说成“Staatsburger”（“国家公民”，“国民”）。这可能符合德国的历史现实，在德国，个人的权利使个人受到国家的约束，而不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侵害；然而，这会引入歧途。只有在个人不仅是国家成员的情况下，Citizenship（公民身份地位）才说明个人的身份地位。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恰恰不是存在于国家公民的定义里，而是自由的主题。
不能通过定义把一段尴尬的历史从世界上抹掉。因此，某些含义模棱两可仍然是不可避免的。Citizenship，即公民的身份地位，描述的是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产生于在一个社会单位、首先是一个民族里的成员资格。面对一个言简意赅的表述，我们不得不再次停下来：权利和义务。到此为止，仅仅谈到公民的权利。义务的情况又如何呢？实际上，义务难道不是不可分割地属于权利吗？（用劳伦斯·米德的话，他在这方面表述过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诸如“在母语方面有着良好的口语和书面语知识”，“对支持自己的家庭有贡献”，甚至“在可支配的行业里工作”，难道甚至这些任务不都是“在社会范围内公民的身份地位的可操作定义的一部分”吗？
在这一点上应极端清楚明确，这是很重要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即Citizenship，首先描述了一大堆应得权利。这些应得权利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因此，它们既不取决于出身和社会地位，也不取决于某些特定的行为举止方式。凡是涉及应得权利的地方，诸如“谁不劳动，他也就不应该接受社会救济”、“不纳税者不得参加选举”或者“谁若违法，他就无权要求援用法律手段”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公民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转让的。它的根本特征是：它是不可能用什么东西来抵偿的；这里涉及的恰恰不是一种经济上的身份地位。T．H．马歇尔正确地强调，就此而言，公民的身份地位使人脱离市场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
这不是说，与这种身份地位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权利，尽管权利是它的核心。但是，只要有公民的义务，那么，这些义务也同样必须理解为是无条件的。义务既不是产生于权利，也不是权利的前提条件。服从法律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条件的，尽管公民有可能、而且有时有必要不服从（不是公民有“权利”不服从，毋宁说，这种不服从总是违法行为，具有种种的后果）。纳税义务在同样的意义上是无条件的。“如果没有政治代表机构就没有纳税义务”，是一种政治的要求，一种斗争论纲，不是公民权利的定义（而“如果不纳税就没有政治代表机构”则是一种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的相互联系）。不仅把生活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把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供公民支配使用，这可能属于公民的义务。服兵役和社会服务是可能的公民义务。然而它们也必须作为公民义务来解释，而不能解释为报答公民权利的一种回赠。
也就是说，公民的身份地位的激情及其历史性力量在于无条件的应得权利性质，这种性质与它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这些内容在变化着；T．H．马歇尔描绘了这种过程。不过，首先必须再次强调，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公民的身份地位本身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变化。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包容和排斥的双重问题，有公民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双重问题。争取这种成员资格属于当前最激烈的、甚至是最富于暴力的斗争。
这尤其适用于横向的或者民族的包容和排斥问题。这个问题触及到人的认同性，因为人或者个人归属于哪里是由人的认同性决定的。一般而言，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要划分一些界线，界线在地图上或者从人的肤色上或者在其他方面是明显可辨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现代世界，多文化的社会也是例外情况，而不是规则。文明的进程并未缓解人们想在其同类中生活的愿望。很少有国家能像北美洲那样成功地归化这么多的人种群体。而即使在那里，意裔一美国人，德裔一美国人等等中的连字符也变得同美国的公民权一样重要，因此，黑人感到自己受排斥，因为在对他们称呼中没有连字符，于是，他们开始自称为非洲裔一美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之后，大不列颠是一个包容若干民族的国家的范例。这在威尔士是能容忍的，在苏格兰正好还被接受，但是在爱尔兰却导致国内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规模分立国家踢给了我们民族自决的概念，这个概念进一步增强了人类社会固有的均质化倾向。而且，这种所谓的自决权同时削弱了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因为它离开了公民身份地位的权利，转向纯粹的归属关系：我是立陶宛人，蒂洛尔人，巴斯克人，等等，而自由必须等待，直至世界注意到这种情况……
有人设想，现代社会应该比从前的社会觉得更容易带着差异生活，也许这种设想是错误的。今天，魁北克和爱尔兰的问题，黎巴嫩和比利时的问题，南斯拉夫和苏联的问题，难道不是展开比100年前、更不用说比200年前更为激烈的纷争的契机吗？况且，这类样式的冲突是无处不在的。一个来自美国的改革教区、改信其他宗教的犹太人有权要求以色列的国民资格吗？可以把一家瑞典企业交托给一位埃及移民吗？俄罗斯人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能谋求些什么呢？难道避难者们也能哪怕享有他们的客居国的一些基本的国籍加入权利吗？难道人们应该把他们塞进集中营地，或者甚至像对待在香港的越南人或者在泰国的柬埔寨人，那样把他们遣送回国吗？有些国家的边界意识比其他国家强烈一些；也许它们有特殊的认同性问题。因此，处处都有这种假相，仿佛在传统的纽带变得更弱的时刻，成员资格的界线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这是一个很难的议题。这跟流动性有些关联。人们试图说明，这个世纪的典型的社会角色是流浪者角色。在有利的情况下，他是飞黄腾达者，在不利的情况下，他是逃亡难民，甚至是避难者。倘若人们观察一下这个进程的结果，那么，人们恰恰不会得出人类在文明的道路上取得了伟大进步的结论。一个文明的社会会无拘无束地把共同的公民权利与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不同结合起来。它不会利用公民的身份地位来排斥他人，而是只能把自己理解为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步。当我们审视处在种种不完美之中的现实世界时，我们将不会打消这个梦想。
各种群体为争取横向的（民族的、文化的）包容或排斥的斗争，不能描写为阶级冲突，或者说，无论如何不能主要描写为阶级冲突。在这里，虽然谈的是国内战争在概念的充分的意义上，但是成问题的成员资格属性与社会阶级相比是更绝对的自然属性。此外，参与社会进程，包括阶级冲突，从根本上说是成问题的，而不是把应得权利扩大到一些新的领域里。在某种哪怕复杂的方式上，这也适用于纵向的社会包容或排斥。这指的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的辩论：属于某些特定的群体或者某些范畴的人，他们在人身方面无疑属于一个社会，但是，在社会方面是否也被看做属于这个社会？这类纷争的主题就是较狭义的美国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即civil rights，因为美国也提供了有关这类斗争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尽管在其他地方找到相应的现象并非难事。
两个最重要的社会包容问题就是黑人问题和妇女问题。黑人受排斥的情况呈阶梯状，从简单的歧视，经由种族的分离（seg－regation），直至种族隔离（Apartheid）。为消除种族隔离，曾经需要进行一场内战和一场尚未结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6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曾经无情地陷入到实施无法控制的暴力的边缘；它的目标是铲除一切分离。然而，歧视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一种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一切方法与思路，即自觉帮助那些迄今为止受歧视的人（可惜也往往被称为“正面的歧视”）的一切方法与思路，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取得成功。
妇女运动的进步历史显示出类似的阶段，虽然这些阶段更富有成果一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本质上讲”，妇女如果不说是二等的，也应该是属于守护家庭和炉灶的，不属于作为公民的公众场所的市场，他的观点曾长期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妇女权利运动坚持把要求选举权作为对公民权利的要求，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取得赫然的成效。然而，歧视过去存在过、现在也仍然存在着，这种歧视使妇女们成为“二等公民”。歧视的形式是微妙的，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明显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