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追踪公民权利的进步时出现的第二个结论是：总体而言，确实是进步了。有一些很长的阶段，很少发生什么事件，但是，如若发生一些事件，则一般都是一种改善。抹杀从前的成果的事件，在任何方面都是异常的。德国的纳粹制度不仅意味着取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导致减少所有公民的某些特定的社会的应得权利；这是一种巨大的、持续长久的、最终成为戏剧性的宪法危机的结果。一般而言，公民权利是 “ 富有刚性的 ” 。（凯恩斯把实际工资描写为 “ 富有刚性的 ” 。他指的是，它们会反抗下降的压力。今天我们知道，同美国相比，这更明显地适用于欧洲，也就是说，在欧洲，实际工资的应得权利性质更加显著。）倘若公民的身份地位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高度上，那么极有可能，它不会再往下掉；倘若它真的往下掉，那么在此之前，会有政治的持续性的中断。
从这两方面角度看，应得权利的历史有别于供给的历史，尤其是有别于产品和劳务的供给的历史。经济的发展可以表述为处于景气波动之中的连续曲线。在前几十年中，经济政策的发明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这也适用于与选举相关联的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然而，这样的事实依旧存在：经济的增长和应得权利的扩大之间不存在着简单的平行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应得权利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经济的增长充其量是缓慢地向上发展，整体而言，特别是围绕着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当经济的前景十分不明朗时，例如1918／1919年，后来又在1944年和1950年之间，公民权利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供给派津津乐道，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十分奇特地在坚持经济高于政治占第一位观点上，不谋而合，意见一致。事实上，增长和变革之间的关系要复杂一些，如果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系统性的话。
那么，如果不是一种愿望，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一块日益增大的供给大蛋糕，又是什么推动公民权利的进步呢？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十分艰难的岁月，首先是1918／1919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代。为什么战争导致很多人的地位有所改善？基思 · 米德尔马斯（ Keith Middlemas）在他的《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这一章的标题就是引自这本书。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战争政策导致改革。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它与观念相关联。20世纪的战争不是由一些小的局部的群体进行的，而是要求居民几乎全体都参加。这就导致在统治集团当中形成这样的信念：必须为那些没有正式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又把他们的生命孤注一掷的人做些事情。他们必须得到公民权利，正如温斯顿 · 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表示的那样。马克斯 · 韦伯在他的关于战后德国必须有新的制度的书信和文章里，一再写道，如果拒绝给复员返乡的士兵一些权利，而那些留在家里的战争暴发户们却像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些权利，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无耻和失礼的。
战争经验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更为实际些；它是米德尔马斯这部著作的中心主题。至少在大不列颠，《战时社会公约》是以组织和协调经济决策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为前提的。政府恰恰是对强大的工会感兴趣的 —— 与俾斯麦的战略相反，面对爆发混乱暴力的威胁，英国保守党人的领袖们认识到组织的优越性。政府同时提倡建立雇主协会。于是，三大角色即政府、工会和企业之间的同盟就产生了那种 “ 社团主义的偏好 ” ，社团主义的偏好决定着（英国的）政治生活长达 50年之久。但是，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都至少能部分地实现他们的利益时，这种偏好才能得以保持。这首先意味着承认从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及其组织的利益。米德尔马斯指出，在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的领域内，1945年以后的工党政府基本上还是做着 “ 社团主义三角关系 ” 的伙伴们在战争期间讨论和计划的东西。
诚然，两种英国特有的事实是令人深思的。一方面，大不列颠是幸运的，在两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能找到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个性，而且也感知社会变革必要性：劳埃德 · 乔治（ Lloyd George）和丘吉尔。另一方面，有一些改革计划，不管是偶然的也好，也不管是有意的也好，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提出的：各种一般情况下是对立的利益在一个非常的时代能够不期而遇，相互邂逅。威廉 · 贝弗里奇（ Willism Beveridge）和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的名字，作为战略性变革的范例在这本书里还会更经常地提到。二者从战时联合政府和战时的特殊条件吸取制订计划的力量，而这些计划的实现提高了很多人的生存机会。
当然，并非所有的应得权利的改变都是由战时联合政府实行的，或者哪怕仅仅是由那些特别对那些受歧视的和被剥夺权利的人负有责任才当选的政府实行的。倘若人们看一看那些福利国家的重要因素首先找到其法律形式的年代，那么，人们就会发现令人惊讶的趋异情况，找不到同民族的革命或者灾难有明显的相互联系。疾病保险就是一例：德国始于1883年，英国1911年，法国1930年。或者养老金保险：德国始于1889年，法国1910年，英国1925年。德国的例子特别令人信服。只要俾斯麦执政，在有利的情况下，政治的应得权利就仍然是稳定不变的，无论如何，是很有限的；社会党人法还更强烈地限制政治应得权利。然而同时，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某些社会的应得权利。一部分权利应该抵消另一部分权利，而两者都服务于一个保守的甚至是半封建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这一个例子把我们带进一个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产生于阶级理论和历史的现实的对比。在这里所述的时间里，在阶级冲突和社会的演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俾斯麦本该严厉拒绝承认《共产党宣言》里所预言的形势是现实的；对于把这种形势变为拉萨尔（Lassalle）的《工人纲领》的唯心主义语言，他已经够难以承受的了。然而同时，他知道，他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安抚工业时代的日益敌对的孩子们。他对社会的压力作出反应。这一点更加清楚地反映在某些其他的重要年代里：法国1910年，英国1911年，英国1925年，法国1930年。也就是说，冲突的压力是存在的，事物的积极变化也是存在的；然而，两者之间的桥梁是由意料不到的物质构筑的，而且有时只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这种桥梁。
对在这类形势下发生的事情，描写比解释或者哪怕只是加以理解要容易一些。社会的冲突无疑是现实的。毫无权利者的群体的利益和那些代表现存特权的群体的利益相互碰撞。印制呼吁书，举行集会，女权运动者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而日益老朽的、从前的自由党人却在严肃认真地论证，没有财产的人不应该拥有选举权，或者妇女们在生理的素质方面是低下的，或者必须用法律的全部权力来打击抗议者。因此，最终有些让步。其原因并不在于整个国家处于熊熊烈火之中，甚或也并不在于无权利者在议会里赢得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多数。在权力的走廊里，他们的多数仍然是看不见的，然而，那些长期抵御任何变革的人们在改变他们的立场。立场的改变是勉强的，部分是基于想摆脱已经变成累赘的压力，部分是希望把抗议的能量转而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图谋上。
因此，有若干政治演变的成分。其中之一是由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力量，政治党派可能属于社会运动，但并非必然如此。另一种成分是一种情势，在这种情势下，发生变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存在着某种隐蔽的、甚至是潜在的意见一致性。借助舆论研究工具将发现不了这种意见一致，但是，一旦决定改变，多数人会突然发觉，他们早就期望得到这个新东西。因此，那些作出决定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起初看起来，他们似乎在逆潮流而动；然而实际上，是他们比别人更早认识到潮流正在改变方向。难道他们不是他们自己的立足基础的叛徒吗？人们想一想温斯顿 · 丘吉尔吧，他在战争结束后说过， “ 社会主义 ” （他指的是福利国家）还必然会有一段时间坦荡无阻地走着它的路；或者想一想康拉德 · 阿登纳，他是德国采矿冶金工业里共决制的发明者；或者想一想夏尔 · 戴高乐，他把法属阿尔及利亚变成为一个完全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如果事件发生了，我们突然知道，这些 “ 叛徒 ” 团结统一了而不是分裂了他们的国家。
对于那些寻求系统性变化的运动来说，这是一段毋宁说是令人不安的历史。但是，这类运动无论如何必须对形形色色的令人不快的经验有所准备。人们只要想一想罗伯特 · 米歇尔的所概括 “ 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 ” 的论点：任何寻求权力的人都为此向民主付出一种代价。对于那种不仅想要让他的良心无愧、而且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人来说，尴尬的窘境是相当明显的；他会发现自己面临双重的危险，或者远离决策的宝座，或者陷于决策的宝座而不能自拔。社会党人在他们的历史上在某种方式上两者都经历过。凯尔 · 哈尔蒂（ Keir Hardie），奥古斯特 · 倍倍尔（ AugustBebel），让 · 饶勒斯（ Jean Jaures）是一些社会运动的领袖，他们虽然改变了世界的观念和动员了人们，但是并未参与决策。拉姆齐 · 麦克唐纳（ Ramsay MacDonald），赫尔曼 · 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