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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普世教会主义的希望和困惑。所有的国家对刑法和刑罚执行的通过，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在很多国家里，人们希望受过刑事处分的人重返社会，以此取代较早的惩罪和威慑原则。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个人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不能让他们个人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人格化的统治丧失了它的光芒，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失去了存在理由，甚至在像军队（“穿军装的国民”）或者工业企业（实行“共决制”）这类难以想像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机构设置里也同样如此。
时代精神浸入到其他的政治领域。在很多国家里，社会政策又被继续向前推进一步，直至由对共同体承担义务取代个人的首创精神。至少在欧洲，这证明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所走的最后一步。特别是在好些国家里，是在已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时候，才迈出这一步的。在我们今天在这里归纳到的1968年这个年份的东西当中，有很多并非必然在那一年发生。它们在较早就开始了，而且继续深入到70年代。社会国家的值得骄傲的大厦在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风暴威胁着它的基本结构之际，被涂上最后一抹灰浆。（目标）实现的岁月同时也是威胁日增的年代。只有在少数的国家里，通过70年代的试验，成功地挽救了“1968年”所推行的国家调节和系统性再分配的措施。
这里所说的（目标）实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实现。这种意见一致是多数派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建立这种一致，持续了一个世纪，犹如形成这个阶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一切成分，都涉及到在一个富裕的世界里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它们首先包括在一种受到社团主义抑制的民主制度里的一个强大的、然而是善意的国家，包括一种受到政治影响的、然而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这种经济除了得到若干的支持和保护外，听任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去摆布——以及包括一个广泛团结一致的社会，广泛团结一致是通过应得权利和累进税实现的，两者体现了人们在普遍自由的状态下对平等的一部分普遍偏好。这听起来很复杂，而且要求很高，然而，这也还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社会民主主义意见一致的本质包括它寻求一种合理的均势平衡。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魅力之所在。因此，它满足着很多不同的利益。因此，多数派阶级对它是满意的。因此，它是易受伤害的。
因为我们的分析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的终结。有些人认为这些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我能理解他们。“我一再扪心自问”，维利·勃兰特在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告别演说》里说道，“那些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世纪已经过去了的同时代人，他们记住的是什么样的数十年啊。难道他们对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经济大危机和新的生存威胁，都视而不见吗？”写这篇随感录的同时代人，肯定没有忽略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他也并不怀疑，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提供着一种人道的和合理的政治前景。要阐明未来属于这种前景的一边，那就更为困难了。社会民主主义寿终正寝的命题，并不意味着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突然丧失其意义，更不是说，各国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赢得选举（虽然很多社会民主党已经感到在80年代要得胜比60年代和70年代更困难了）。毋宁说，这个论点意味着，一股历史的力量业已丧失了它的能量。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主宰局面已经长达一个世纪，而是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它已最后胜利了。伟大的社会力量死亡于它们胜利的时刻。如果未来不再属于它们那一边，它们的寿终正寝就临近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哈罗德·威尔逊企图剥夺英国保守党人认为他们是“天然的执政党”的要求。之后不久，工党就输掉了选举；然而，威尔逊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是对的。一切政府不管它们的执政党的组成状况如何，有一个时期都显示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在国家、混合经济和从摇篮到棺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行善角色方面，它们也统统都体现了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1968年象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然而同时表明是结束的开始。仰仗多数派阶级和社会民主政治十分合理的意见一致来进行统治，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它们可能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在那些刚刚为自己获得了自由机会的国家里，它们甚至是伟大的希望之所在；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必然希望自己不会让80年代和90年代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碾碎。然而，1968年以后出现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现代的社会冲突的场景和题材。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六章 增长的极限
1．一种世界秩序在支离破碎
在20世纪，想要论述社会的发展，又不想联系国际的压力。作用和影响，其可能性是罕见的。数十年的战争、经济危机和权力的专横拔扈，把一切民族都吸入它们的漩涡。即使在1945年之后，对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来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变。一系列国家，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内部发展遭受帝国主义强权干涉的残暴宰割。最近，若干中美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其他地区从殖民统治中觉醒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又不得不适应它们的外部地位的变化和解决内部发展的问题。除此而外，冷战无不影响到所有的有关当事者。冷战划分了界线，在集团内部以及在集团之间，这些界线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人们可以断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内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有1／4世纪之久，相对而言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对于它们有所帮助。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这种秩序开始支离破碎之时，其后果是到处明显可感。早在冷战结束之前，战后时代就已一去不复还了。
一种有组织的国际关系的体系是30年光辉岁月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产生就已令人惊愕不已。当时，尤其是美国对国际联盟幻想的破灭，而且1944年和1945年盟国显然集中精力于作战任务上，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策划者和政治家还有时间自觉地草拟一项有关国际机构的方案，并且将其重要的各部分付诸实施，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诚然，必须说明，这些机构的普遍的意图，在实践中并未超出联合国组织很远。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自莫斯科的著名的“长篇电报”，证明斯大林缺乏接受经济合作规则约束的诚意。它特别指出，大国总是喜欢把国际体系作为一种本国特殊利益的工具加以利用。基于类似的理由，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一种世界秩序的辩护士们，都很难就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达成一致。不过，这部分是一个形式问题。实际上，人们已经为货币、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建立了合作体系，它们在长达25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运作得相当好。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银行成员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人们甚至可以指出，稳定的货币、自由贸易和慎重的发展援助，也给这些组织的非成员国带来了补益。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里，区域合作也相当繁荣。它的产生要求付出某些代价和痛苦，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安第斯国家的卡塔赫纳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柜架内，区域合作仍然是发育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则是一段颇有成就的历史，尽管它不得不建立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废墟和从前的若干一体化尝试的空壳之上。在贸易、热核研究和发展援助等领域里，以及在社会政策的各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共同的农业政策算作是属于这些方面），早在1992年的计划之前，欧共体就是一个由成员国共同行使主权的持久的楷模，起初是6国，后来9国、10国和12国共同行使主权。欧共体始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增设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共同体融合为欧洲共同体。两年之后，它们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第一个伟大的工程，即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的工程，至少在形式上处于作出决定的前夕。共同体（在1969年12月海牙首脑会议上）同意的下一个工程是它的扩大，让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加入。这一点也实现了；然而，合作的内容深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种合作应该通过第三个工程加以深化，即通过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加以深化。在欧洲共同体重新关注这个目标的时候，此时此刻回忆一下第一个这类尝试，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在经过彻底的准备之后，1971年春天，欧共体作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决定。它们持续不超过几周时间。当世界体系开始支离破碎之时，这首先把欧洲共同体的日程搞乱了，虽然欧共体不是惟一的牺牲者。
关键的日期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尼克松（Nixon）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康纳利（Connally）单方面宣布废除战后时代的货币和贸易秩序。他们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加征进口附加税，并阐述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有权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为他国承担责任之前。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大国，因此也是国际体系的保障力量，声明它对自己的了解无异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对自己的了解。之所以作此宣布，有一段前史，所以直接的当事者对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