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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结构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一种从前的物态中观察它们。“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这种无定形的状态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状态并非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就业结构的某些变化就已经很大。在整个战后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起初还在不断上升，随后就达到和超过了顶点；扩张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情况的发展在70年代具有一种还要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凡是在还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国），从事农业的人数再次明显地下降，到1980年前后，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农业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国家里，在5％以下。同时，工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下降十分明显，从占就业人数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说，现代的服务业在进一步扩展。1980年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整个从业人员的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应该承认，服务行业职业这个范畴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既不是在第一行业里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业里工作。这种趋势又继续发展了。
这种趋势只能在技术的意义上，为“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辩解。如果工业意味着生产，而社会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活动来表示其特征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已经为服务社会取而代之了。多数派阶级也是一个服务阶级。但是，“后”字的辩护士们的语言则有别的意图。它与认为职业结构里的变化伴随着价值演变的论点有关。对于价值演变，我们已经采用若干方式描述过了，这些方式是不能毫无困难地调和起来的。
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首先感兴趣的完全是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现代的社会逐渐疏远货物生产，新生的进步力量在同等程度上出现了。这些新生力量首先与知识与信息有关。而且，这些力量及其科学基础已经经过了试错阶段，并且达到了一种标准化、系统化的程度。反过来，这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业已变成了一种扎下根基的和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正如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表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原则的出现”。他们的世界是一种很自觉的世界，如果不说是一种理性的世界的话。“计划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决策场所，它同市场较为非人格的和非集中化的作用恰恰相反。”倘若人们重新阅读贝尔的书，那么，他的基调特别引人注目，毋宁说，它基本上是一种工业社会的语调，尽管是一种由生产向着由信息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社会。
虽然这部著作发表于1973年，《后工业社会》也是一部60年代的作品。（有些人将会认为它是一部80年代的作品，在80年代，信息社会作为新的可能的经济增长火车头已经成为时髦用语。）它诞生于某种对2000年怀抱的偏执观念，然而这种偏执观念从来没有超出对从前的趋势的外推分析。贝尔是当代最敏感和最杰出的社会分析家之一，他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1976年，他又为从前的研究增添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这里，他立论道，社会结构虽然可以称作一种“技术…经济秩序”，但是，西方文化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先苦后乐等新教伦理，决定了数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最后却毁灭于一种直接消遣的文化。不是生产，而是分配，不是创造，而是销售，主宰着生活，而销售会鼓励铺张浪费。经济还建立在效益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文化则是由松弛的（和毫不紧张的？）乐趣和娱乐决定的；文化已经变成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与玩耍、逗乐和炫耀性娱乐相联系着”。
这些由贝尔在70年代所暗示的发展，80年代达到顶点。10年的赌赛资本主义是靠负债滋养的。必须拿未来作抵押，而不是花销过去积攒的储蓄。在股票交易所里，还在进行期权和期货的交易，而这类未来的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成为面前的东西。推迟消费意味着人们今天劳动，为了以后某个时候享受成果，而现在新的气氛是先享受、（也许）后劳动的气氛。而且，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气氛，甚至是一种时髦。倘若没有缔结愈来愈复杂的信贷协议，个人的生活也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就也好，都将无法维系。于是，一些新的外推法分析专家看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会有更多的灾难。他们以企业破产、银行丑闻、和股市暴跌的例子为证，然而，他们最终很可能将会同他们在罗马俱乐部的先驱者们一样走入歧途。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文化态度会有所变化。
而且，由新教伦理向着享乐主义的转变，不是一般与“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惟一的演变。不如说，还有罗纳德·英格尔哈德（Ronald Inglehart）的整个“静悄悄的革命”，它同样也发生在70年代。英格尔哈德喜欢把他的各种结论与罗马俱乐部的难题和丹尼尔·贝尔的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在其核心，他干脆断言道，在西方的社会里，有一种缓慢的、然而肯定无疑的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向“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转变。“西方社会公众的价值业已从占主导地位的强调物质舒适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多地强调生活的质量。”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区别。不过，一种现象特别突出。老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并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动，年轻的中产阶级的人之中的一个新左派变成为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它赞同“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这也许是建立在雷蒙·阿隆的世界的富裕与和平之上的，因此，这是一种价值模式，这种价值模式在迅速传播，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可能主宰天下。
英格尔哈德没有用这些话语，然而，这是他的论点。人们可能怀疑，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是否足以作为证明的手段。事实是，英格尔哈德的“物质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和“后物质实利主义”（Postmateriasmus）的关键概念仅仅各自涵括和归纳了6个调查项。而且按照英格尔哈德的理解，“物质实利主义”既包括偏爱法律和秩序，也包括经济稳定，而属于“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不仅有对爱美，而且也有言论自由和更强烈参与政治进程的愿望。此外，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里，既在欧洲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和美国，“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在等级排列上排在“非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之前并保持若干的距离。在1973年，除了丹麦和卢森堡以外，反对通货膨胀到处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在丹麦，秩序的必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