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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谈到了工业方面特别是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的话，在听惯了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之类的“文革”语言的书记们听来，真如醍糊灌顶。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的同期声】
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正是这个讲话，拉开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工业整顿的序幕。
熟悉邓小平的人知道，他吃饭很快，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这都是长期军旅生涯打下的烙印。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艰苦卓绝的斗争，血与火的考验，使邓小平始终怀抱执着的信念和永远向前的坚定品格。这也成为他在古稀之年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
回首一生，邓小平曾说：“如果从１９２２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已经工作了６０多年。”的确，从在法国确立毕生的信念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没有过丝毫的动摇。
１９５７年春天，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形势报告。当时，一些青年人正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邓小平对他们说：“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百岁出头，俄国革命才４０年，也就是才４０岁，我国才７岁，年轻得很嘛！正因为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是完善的。我们要坚持那些对的，纠正那些错的，补充那些不够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出多少乱子，我们的事业总会向前发展！”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依然不忘提醒全党——
【邓小平同期声】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
第四章 风云胆识风云胆识（3）
在经历苏联、东欧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１９９２年，８８岁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正是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赋予了邓小平独特的胆识和鲜明的革命风格。这种品格
，在战争年代，体现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从邓小平的人生旅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从１６岁开始孤身一人远赴异国他乡开始，邓小平在他那个年龄能够出类拔萃，与他常常独当大任，作为一把手去开辟新局面有着必然联系。
１９２９年，他被派往完全陌生的广西开辟局面是如此。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他曾经一人独撑中共北方局、华北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１２９师党政军的大厦也是如此。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多次被委以开辟新局面的重任，往往是命令一下，他一个人，一匹马，加上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就匆匆登程，风险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可能有时间来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只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时候，更需要的是勇气和果断。战机常常稍纵即逝，哪里容得了左顾右盼、犹豫不决。
从百色的惊雷，太行的霞光，中原的风雨，江淮的浪潮，一直到西南的黎明，邓小平走出了一条又一条充满风险的新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
当然，最能显示他的勇气和胆略的，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一时间，这两个解放区风狂雨骤，黑云压城。
二野虽然不是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却处在两大战略区的中间。如果把敌人的部署比作扁担的两端，二野正处在这条扁担的中间，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把这副扁担挑起来，把两边的敌人都吸引过来，以迟滞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
１９４７年夏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发了一个绝密电报，电报上的三个大写的Ａ字，表明了这份电报十万火急而又高度机密的性质。电报上只有寥寥数语：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是啊，以彭德怀的２万多军队，迎战胡宗南的２０多万精锐，陕北解放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央给刘、邓的要求，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国民党统治的后方进军，威胁武汉、南京，拖住敌人，以减轻陕北的压力。
接到电报，刘、邓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回电表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将在半个月内行动。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刘伯承的电报后，万分高兴，马上复电称赞道：“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十几万大军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好千里行军的一切准备，困难是空前严重的。大别山区位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后方，部队大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大米、水网、山地和阴雨，吃饭、走路、睡觉都成了问题。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医治，抗战８年辛辛苦苦积攒的火炮和车辆不得不忍痛抛弃，还有强大的对手在前阻后追。
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软磨硬泡，大家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悄无声息地只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作好出发的准备。
狭路相逢勇者胜，将军南征胆气豪。经过２１天的急行军，二野从鲁西南出发，转战千里，终于从这里渡过了淮河，进入了大别山区，直插中原腹地。十多万大军如一根锐利的箭头，牢牢扎在了国民党的脊背上，一下子吸引了２９个旅的敌军围了上来，同时也缓解了陕北和山东的两个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远在陕北高原的领袖们急切地关注着二野的行动，毛泽东得到二野进入大别山的报告后，给予了这样的评价：“２０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
但刘、邓大军的困难也超乎想像。别的部队担心他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提出前来增援，邓小平回电拒绝了。
第五章 战略牌局战略牌局（1）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邓小平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路过四川内江，遇到了一位好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
从此，和看足球一样，打桥牌成为他终生的业余爱好。尤其是在晚年，他把打桥牌当成
向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挑战的方式。
世界上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喜欢打桥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已经参战的情势下，没有放下打桥牌的爱好；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在北非登陆消息的间隙，也不忘挤时间打一把桥牌。
桥牌，是考验知己知彼的全局意识和能否密切配合的智力游戏。
邓小平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一派大将风度。
他的老搭档聂卫平说：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
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
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女儿邓楠对他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他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说：“你们说，谁错，谁对？”看来对女儿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邓小平常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赢才有味道！”
他还常说：“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他还说过：“身体健康，大概是我喜欢游泳，特别是在海里游泳最好，我还行呢！至于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
有时候，打桥牌也是一种同世界对话沟通的语言。
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
１９９３年６月，世界桥牌协会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大概是邓小平生前获得的最后一项社会荣誉。
他曾经说：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１９８９年，当世界桥牌联合会把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