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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滕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八十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卜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二十六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二十四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扛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钊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者。”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梁遇春辈，也淹没在群羊的“哞哞”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事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静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苦的。
曹禺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是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白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方：“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我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样呢？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禺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事实却是：晚年曹禺的创作出现了十八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禺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呵，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禺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褊狭的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禺呢？曹禺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禺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禺笔下有一系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嬗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禺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教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禺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禺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禺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禺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禺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异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跟“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禺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禺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三十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了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