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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胤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怒其不争好，还是哀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迓祈天永命之洪休。自分刍荛，曷克对扬明命；岂期葑菲，猥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濡雨露，叨承晋锡之蕃。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珑之奇；楮镪均颁，布内帑宝元之富。臣等仰龙宸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祚；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赓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济”，简真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的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宫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些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人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一九七六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
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挥刀自宫的急先锋，残疾的痛楚他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四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四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起很大的反响。
我不愿意引用舒芜的诗句，他本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写这样的诗句的。不过，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却是写得入木三分，不妨引用在下面：
（一）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缪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
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濯缨濯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
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鹉岂识羞。
（四）
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温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第一首注为“河南佬”（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商”（周一良），第四首注为“福建子”（林庚）。在讽刺之余，也有沉痛的反思：
（一）
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
盗丘女谒启宗风，国子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咻是传大江东。
（三）
迥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闱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
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诂，腐儒集注有朱熹。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精神的残疾为代价。当然，他们四人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积极主动的，有的是半推半就的，还有的是被逼无奈的。那是一个精神遭到普遍扼杀的年代。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三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后来他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们都没有说什么，独独冯氏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也！”可惜，不久之后“英雄”败退台岛。于是，冯氏又把新的统治者毛泽东当作“伟大领袖”供奉起来。“文革”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歌颂领袖甚至领袖老婆的文字。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